基本原则视角下的医疗损害鉴定改革

我国的医疗损害鉴定仍处于二元化的混沌状态,其根源在于对医疗损害鉴定基本原则的认识不清。医疗损害鉴定的人权保障、程序公正和发现案件真实的功能决定了其构建应当以科学性原则为根本,以中立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为保障。司法鉴定机构组织的鉴定应当在鉴定人资格选任上遵循和体现科学性原则,医学会组织的鉴定则更多的应当从程序的设置上保证鉴定专家的中立性。两组织的鉴定程序应确立鉴定专家实名制,必须举行鉴定会;鉴定人有权利和义务写明不同意见;细化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可操作性,积极探索远程质证方式;加强对医疗损害鉴定的过程鉴定和外部监督。     

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

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①自治,目的在于保障学术自由,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在我国,表现为高校自主权的大学自治在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扬弃,使得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有了理论上的基础.我国高校是行政主体,其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应该寻求平衡点.基础关系与营运关系区分的理论为司法介入大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标准.     

问责机制中的信息公开

在我国,问责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念、规章建制还是操作层面上,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空间。问责从决定启动到最终决定的作出要经过诸多步骤,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步骤的信息都有公开的必要和可能。问责程序的启动应当伴随着信息公开,问责主体应当以主动公开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其作出启动问责的决定。问责过程应当是有限公开,对于问责的发展过程及阶段应当公开,但是对具体的内容不应当公开。问责决定(结果)应当全面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要公开的是其问责的事情的处理结果及其将要出任职务的情况。     

我国医疗救助管理制度改革探析

医疗救助制度作为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受各种因素制约而没有能力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贫弱群体提供健康保障。作为切断"贫困—疾病—贫困"这一恶性循环链条的制度安排,它是解决这部分群体疾病之忧、帮助他们获得基本健康权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医疗救助制度日益完善,医疗救助支出和保障人数逐年递增。但是,受医疗费用上涨、个人支出比例较高与受助受益人较少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医疗救助制度在管理实施中仍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反思

一、村民自治的产生与发展乡村自治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统治与政局稳定的基础，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这一国家政权大厦的根基性建设，把它作为巩固自身地位、有效控制社会的第一道关口。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直都在探寻基层管理的有效形式。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产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缺少经营自主权的地位，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就必然要求在基层生活中具有相应的管理自主权。１９８２年，中央肯定基层群众自治经验，并把村民委…     

“管理式医疗”机制:美国经验与我国借鉴

美国的“管理式医疗”机制在全球医疗保障领域独树一帜.“管理式医疗”的实质,在于医保机构从游离于医患关系之外的被动赔付者转变为介入医患关系的“第三方”,通过一体化医疗服务网络、预付费制度、医疗服务管理、健康管理等契约安排或管理手段,克服医患关系中的市场失灵,解决医疗费用和质量问题.要破解医疗体制改革的困局,从根本上缓解“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我国需要在明确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的分工定位,加强人才、软件、硬件三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式医疗”的先进经验,完善医疗保障运行机制.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研究

正是基于对人的自我决定权的尊重,"患者的意思是最高的法",患者的同意成为阻却医疗行为违法性的根本事由.有效的患者同意,应当是由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以表达于外部的方式,在医疗行为实施之前作出;同意蕴涵了"接受"或者"拒绝",指向的是医疗行为及其结果;同意只需出于患者的自愿即可,并非必定理性.欠缺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包括强制医疗、紧急医疗和专断医疗,前两者的正当化根据分别是公共利益和推定的患者同意.至于专断医疗,少数国家规定了专门罪名,有的国家作为伤害罪处理,而大多数国家则认为不成立犯罪,我国现阶段不宜将专断医疗入罪化.     

村民自治的提升:实践创新与制度建设——略论“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纳入农村改革发展基本任务之中,并进一步强调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本文认为,"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应坚持和改善村党组织的领导,健全和完善"四个民主"制度,培育和丰富自治组织体系,增强和提高物质保障能力和法制保障能力,紧紧围绕"健全法制、创新机制、丰富组织和提高保障"等四个方面来促进村民自治民主质量的全面提升.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之分担研究

医疗损害的特殊性以及医疗损害与产品责任概念的交叉,使得对医疗损害责任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诸多争议,尤其是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的承担问题,现行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七章法律条文难以把握第五十九条归责原则,容易产生不同理解。文章试图从司法适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论述。医疗产品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产品,属于特殊产品,在发生医疗产品损害赔偿时,因其关系到公民的生命与健康,应在第一时间救助患者。医疗机构在使用时应严格把关,出现产品损害责任时应由医院、商家、厂家分担。第一时间医院要承担连带责任,可追究生产厂家、经销商的最终责任。     

村民自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透析

利益代表机制缺失 ,村级制度低水平均衡 ,影响了农村基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建构。村民自治要求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 :村民自治有比较灵活的空间 ,形成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制衡关系 ;国家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制约力量能够有效地限制村级自治权的异化。村民自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 ,提升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高村级自治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发展和完善乡村第三部门。     

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我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已经生效,但其制定过程中所产生的立法争议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平息。该条例将行政调解明列为一种独立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并对医患双方自行和解不设定索赔额的限制,是综合考虑各种意见所作出的理性抉择。未来,该条例的立法名称应当修订为《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并系统整合医疗损害和医疗事故的规定,以全面取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功用。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应更加明确地规定患者有权复制全部病历资料,同时尽快启动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的专项立法,着力构建科学、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的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确立了由法院审理决定的司法审查模式,标志着我国保障精神病患者权利的重要立法进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防卫社会的功能,这一程序将医疗模式司法化,使强制医疗措施成为在刑罚之外精神病患者可以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该程序存在着法律要件规定不明确、用传统的证据审查方式判断强制医疗案件、刑事司法精神鉴定结论游离于程序之外等问题,还需要从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和方法、规范缺席判决制度的适用、健全刑事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关系的讨论,要么局限于制度文本,要么局限于区域经验,而缺少比较的视角。本文认为,决定乡村关系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干部可以调用资源的状况和乡村财政状况,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乡村关系的区域差异。本文在对以上三个因素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关系的弱乡强村、强乡弱村、强乡强村等多类型模式,从而将对乡村关系的研究下沉到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比较层面。对乡村关系的研究应该到现实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乡村关系展开的过程,其中包括村民自治的影响。而研究首先是要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究竟是如何影响乡村关系的过程与机制,这种过程与机制在不同区域展开的差异,以及在多大比重上村民自治形成了乡村关系,和在多大程度上村民自治并没有触及到乡村社会的内部,而仅仅是乡村关系水面上的一层油。     

村民自治的实践与理论思考

近年来,我省来安、霍山、五河等一批县认真开展村民自治,积极推动农村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时间虽然不长,但民主选举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已逐渐显露出明显的成效。然而,村民自治要全面推开,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解除疑虑,加强领导,抓住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村民自治和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村民自治的实践已开始显露出明显的效果1．增强了村民的自治意识。村民自治后,实行村务财务两公开,广大农民参与村务管理的民主权力得到切实保障。农民真切地感受到有了管理自身事务的自主权,懂得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试论容许的危险理论对判定医疗过失的借鉴价值

鉴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法律应当容许该类行为在一定限度內产生一定的危害结果,对此结果不应以过失论之。但法律或法理上的容许与患方的同意和容许并非同义,容许的危险理论仅适用于对合法医疗活动中的过失评判,该理论从确定医疗注意能力、医疗注意义务及二者的关系三方面显现出对判定医疗过失的指导意义。     

我国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缺失及其重构研究

本文重点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探讨我国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缺失及重构问题。我国失地农民之所以陷入困境,其原因在于其可行能力的严重缺失。在现行农地非农化制度安排下,我国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缺失的原因在于经济条件恶化、社会机会不足和防护性保障缺失。为此,要改革现行征地制度以改善失地农民的经济条件,要提升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以保障其拥有较好的社会机会,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增强失地农民的防护性保障。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必须破除习惯模式的影响

要搞好当前的经济改革,首先必须从我们的思想上破除旧的、习惯模式的影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破老框框、老套套。应当从那些方面去破除呢?关于这一点,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指示》中也有了具体规定。我们应当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国务院     

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疗干涉权的；中突与解决

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和医疗干涉权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冲突,但是二者又有着伦理的一致性,都是为了实现患者的最佳利益。在正确认识二者冲突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立法完善对民事行为能力的界定,建立第三方裁决机构提前快速审查机制,谨慎对待关系患者生命的患者自主决定权,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医疗干涉权的行使范围等对策来化解二者的冲突,兼顾医患双方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