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大规律”的关系——兼从探索“三大规律”的层面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们党执政所要把握的"三大规律",对这些规律进行的历史性探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根据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过程和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在探索三大规律的层面上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在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探索中,来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探索三大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     

陈独秀是“二次革命论”者吗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和领导者,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分"两步走"进行理论阐述和大胆设想,他不是"二次革命论者".     

“三个代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继承和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我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成果."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学习"三个代表"思想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问题的深刻理解.     

“三个代表”思想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与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其内容根本上是一致的,是对党的宗旨的最新阐释.我们要在重温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基础上,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借此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达们适时地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新中国的最终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浅析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障壁,填平雅俗鸿沟,辨析史料一史书,区分其真伪,勘定其价值,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疑古"派不是天外来客,其学术理路自有长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它高扬批判精神的大旗,打倒偶像,是中国史学"辨伪"传统与"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疑古"派自认古史的"建设"不是创造,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破坏"只等于扫除尘障.破坏与建设是一事的两面."疑古"派超越古代辨伪传统,直接从丰厚的民俗文化中获得鲜活的资料、分析的逻辑和思维的灵感.就"疑古"派的"故事眼光"与"民俗视角"而论,它之所"疑",直指"学者们编定的古史"."疑古"派在史料学层面的"辨伪",价值判断标准并非一味破坏、打倒,其精髓正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疑古"派的具体研究成果或被超越,但其学术理路却与名山事业一道永存.     

“物感说”与毛泽东文艺反映论思想

毛泽东的文艺反映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中“物感说”有清晰的理论传承.“物感”说对于“心”“物”关系的探讨及重情特色,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体现明显,但毛泽东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对“物感说”有创造性的阐释和扬弃.     

“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前汉中期以后,儒家内部的一个斗争就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师与古文经师大都是中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是贵族。他们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今文经师反对盐铁官卖,古文经师也反对盐铁官卖；在世界观方面,今文经学谈灾异,古文经学也谈灾异。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基本上是禄位之争,是对古学官的位置的争夺。如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有一点差异的话,那就是,今文经学中专讲所谓微言大义,即天人感应的唯心论神秘主义；而古文经学虽然也讲灾异,但比较注重训诂,神秘主义稍微减少一些。     

汉武帝与经学的产生

政治的统一首先需要思想的统一,在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汉武帝登基数年,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这一理论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经学从此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当时的社会性质、武帝的性格构成以及他对意识霸权的利害分析,最终决定他会取于经学.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经学对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建构过程中,儒家经学给予了直接影响。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以儒家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系统阐发"变易"史观和社会进化史观。章太炎则以儒家古文经学为基础,强调历史进化中的剧烈变革,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