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

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支出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投资以其对总需求的直接效应，对私人部门经济生产成本降低的间接效应，以及以其道路网络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而我国交通基础建设的供给，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这种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上的差异加剧了我国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要改善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应该从如何发展落后和贫困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入手。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应强化政府公共投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短缺,是我国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存在的差别以及政府公共投资的职能等方面,阐述了政府公共投资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应发挥的作用,并提出若干建议。     

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分析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使用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2）异质性人力资本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经济干预因素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较为明显,而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偏向因素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均有利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性理论及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扩大建设规模实现区域覆盖的建设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警示。文章着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度"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适度性的观点。首先,在古诺模型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公路为例,采用中国各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交通基础投资建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化,将超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经济产造成不利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适度的程度能够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再次,在适度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最优路网密度模型,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均衡的关系。通过运用部分OECD国家的国际数据估计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适度规模,以此评价中国各省市路网密度的适度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状况,其中西藏、新疆等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而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旅游型城市海南则出现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情况。最后,提出建议: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避免盲目的进行规模扩大化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化,注重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提高中国交通基础施设整体水平。     

基于灰色关联的物流产业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

本文在构建物流业地区发展差异评价指标的基础之上,运用基尼系数来描述我国物流业地区之间在产出方面、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的差异程度,然后以产出(物流业增加值)序列作为参考序列,需求和供给方面的指标序列作为比较序列,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物流业地区间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以充分利用物流业"加速器"的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为目标提出了鼓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优先发展现代物流业,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促进消费水平以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鼓励基础设施水平落后的地区优先进行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鼓励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地区在现代物流设施设备的投资和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方面进行投资,中央政府应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条路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从而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省级空间尺度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产出弹性在0.043～0.057之间;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经济联系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人口数量、城市化率、工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关系分析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与交通网络布局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网络布局的梯度基本一致,由中部地区向东部和西部递减.同时,东北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问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结构优化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区之间的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综合考虑投资效率和地区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运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与方法,提出考虑公平约束的多阶段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结构优化模型,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考虑公平约束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地区结构有明显的影响。本模型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种优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定量方法,能够兼顾投资的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区域比较——基于中国30个省区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选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多对数函数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并选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在0.02～0.09之间,有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带动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东、西部地区比较显著,中部地区不是很显著.据此,提出各个地区应充分利用政策契机,发挥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优势交通条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劳动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0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显著缩小了我国各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作用效果相对薄弱;(2)东、中部地区文化消费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则尚未发挥出来;(3)经济干预程度和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水平则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而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干预程度均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年至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农村数据,分别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短期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促进农民增收;动态面板数据的结果则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农村交通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加。进一步地,将两类模型的估计结果予以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短期效应将高于长期效应。     

东盟基础设施的潜在需求及中国的投资对策

东盟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存量已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大对其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是中国-东盟双方的共同意愿。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东盟在电力、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潜在需求,这为中国加大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比重,但是投资的行业却高度集中,有待进一步拓展。中国对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区分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采用多种渠道广泛筹集资金。     

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从外部性角度说明目前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在地域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供理论帮助，基于陕西省2009~2017年间各市相关数据，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础上，加入空间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自相关检验（莫兰指数）、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取合适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溢出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2009~2017年间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整体为负，但依然存在正溢出的局部地区，即以西安为首的经济聚集区（西安、宝鸡、咸阳）和榆林、延安联合的陕北经济聚集区，资源过于集中和两个高地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是整体呈现负溢出的重要原因。在地域分配的量和质上应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西安，在两个经济高地之间打通一条经济要道，并重点扶持相对落后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可促使陕西经济发展由总体集聚向总体扩散转变。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的BOT模式

随着国家对宏观投资环境的调控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求的扩大,亟需引进一种新型而有效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形式。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为改善这种状况,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迫切需要正确引导外商和社会资本投资到我国亟需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来。对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采用中外合资、合作和独资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尤其是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建设—运营—转让”的BOT(BU ILD-OPERATE-TRANSFER)投资方式,实施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这对加快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提供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     

质量、进度与投资三控制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在交通机电工程监理中 ,质量、进度、投资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监理工程师的主要工作就是以国家法规为准绳 ,以经济合同为依据 ,搞好质量、进度、投资三个控制 ,达到用较小的投资获得质量尽可能好的交通机电工程 ,优质高效为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资的博弈分析

城市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依靠单一的财政投入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阻碍甚至是经济发展的阻碍,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制度.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资制度的可行性.进而提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资制度改革的三方面措施：一是政府创新融投资政策,建立有效的基础设施项目产权,培育多元化市场投资主体.二是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切点,创新投融资体制,加强多元化投融资金管理.三是保障城市基本设施建设融资渠道,营造激励非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环境.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分析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85-2004年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存在唯一稳定的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所致。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对内河航运投资开发的研究和建议

本文结合我国内河航运的自然优势 ,对比分析国外内河航运发展的特点 ,并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内河航运的效益 ,通过评价现行内河航运投资体制 ,提出了促进内河航运投资发展的建议     

基于主体功能区形成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策

为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的优化和完善,制定以主体功能区形成和国土资源优化开发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策,运用区域经济学、运输流等理论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主体功能区形成的互动机理,并以陕西省为例分析了其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布局结构,提出了宏观管理对策和基于运输流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研究结果表明,按照主体功能区的空间结构布局和运输需求优化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经济学理论认为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资本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其溢出效应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利用C-D生产函数对湖北省1996-20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1996-2010年间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06,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704,农村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296;虽然湖北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不及一般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但是对于湖北农村经济总量函数有着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政府应集中资本发展具有前后向关联较大、短期投资回报较快的直接生产部门;但同时也应维持基础设施部门一定的投资规模,为直接生产部门和湖北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给予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