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凯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瑞典思想家爱伦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中国妇女解放史上,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本文首次系统地梳理了爱伦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析爱伦凯的创作对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意义及在传播中出现的问题.     

男性角色的想象与建构——论1920年代女性小说中男性形象的人格特征

1920年代女性小说文本中的男性形象主要呈现出三种精神人格:阴柔的“父亲”、浪漫的情人、柔弱的“孩童”,反映出1920年代女性作家在致力于自我塑造的同时,也在真正开始思考两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完成了在审美视域中对男性角色的想象与初步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围绕新诗首创问题的考察

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降数十部文学史著作,可以围绕新诗首创问题,考察、研究胡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民国文学史大都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角度,阐释胡适新诗的价值与意义,将胡适定位为新诗首创者;1949年之后,文学史从新型话语生产需要出发,以“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为策略对胡适形象进行反向塑造;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立场,多在诗歌史意义上肯定胡适新诗倡导与实验的价值,其形象开始被矫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城市经验与1920年代中期鲁迅杂文的流变

北京的“空间政治”与现代新知识人之间的关系给了鲁迅特有的城市经验,其从两方面影响了1920年代中期鲁迅杂文的流变.一是坚定了鲁迅的杂文话语选择,他以对《新青年》批判性话语的坚持去颠覆权力与现代知识者共谋的话语场;二是鲁迅在杂文中增加了对现代知识分子持续进行批判的新主题,同时形成了其杂文的“韧性精神”.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受到战争的强烈影响,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三个区域,打破了1920年代的北京和1930年代的上海那样的单一文学中心格局,形成多中心的文学体制.不同区域内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实施的文化政策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文学期刊呈现不同面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日双方和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其领导及影响下的文学力量也随之改变.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五四”的新儒学思潮与９０年代的国学热，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此加以揭示和探讨     

乡村城市化概念辨析

自 2 0世纪 80年代初我国催生乡村城市化道路以来 ,学术界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定义。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我国“乡村城市化”的众多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 ,这对正确认识、辩证理解和深化推进我国的乡村城市化道路有积极意义。     

论《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反讽叙事艺术

本文试从《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反语讽刺来分析小说的人物塑造,以及在深化犯罪主题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贝叶斯网络在MOOC用户建模中的应用研究

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是源于传统网络学习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对MOOC用户的准确建模是实现个性化MOOC教学平台的核心技术之一,本文探讨了MOOC用户模型的内涵,建模要求,重点讨论了贝叶斯网络技术在用户建模中的应用.     

构建历史文化语义学何以可能

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文化语义学”是个新提法。既然为新学科,自然有诸多基本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和说明。从研究对象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是以基本文化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向世界及其历史;从研究目的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是话语的正本清源和话语权的拨乱反正,在逐步确立起传统文化方法论原则的同时,为传统文化研究确立起社会历史本体论;从名称含义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是探究历史的文化意蕴和文化的历史源头;从思想资源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悠长而丰厚,它包括历史线索、个案范例和核心人物三个方面;从研究方法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是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些,构成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基本框架。     

神话的不完美崇拜

神话以其隐喻的方式告诉我们，天地乃至生命之不完美是好奇的人类自己的选择。因为只有经由这种不完美崇拜，人才可能胸怀理想、探求未知、找寻真理、认识自我。与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找寻息息相关，这是神话自古至今一直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并始终为人们所需要的原因所在。     

浅谈《诗经》中的西周土地制度

《诗经》主要反映的是我国西周的社会人文等情况。从《豳风·七月》 ,《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小雅·大田》以及《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农事诗中可以看到我国西周的土地制度———走向封建化的土地国有制度 ,有公田与私田之分的井田制     

民国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命运

儒家之政治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由民国初年的“红”极一时,到五四时期的批孔风暴,继而又有以梁漱溟为首的现代新儒家的大力“复兴”。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仍以批判儒学为主导。     

关于唯物辩证法实质与核心问题的现实性探讨

一种已经形成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要看它与世界的现实状态是否一致。而被传统哲学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既经不起现实的检验,也违背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精神。现实世界不同事物在“一与多和多与一”即事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联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差异统一规律,才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真正的实质与核心。     

王阳明《大学问》来历考

《大学问》是王阳明晚年重要著作,有关《大学问》的成文、刊刻经过则只有其弟子钱德洪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本文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对钱德洪有关《大学问》来历之说有所疏证,以明其所言《大学问》于成文前即为师门“口口相传”的“教典”非无稽之谈,而从嘉靖丁亥笔录成书至嘉靖癸巳、甲午之际其弟子方将之公开刊刻,体现了他们对于师嘱的遵从。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