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自治的限度

“大学自治”包括对外自治与对内自治两方面,大学自治的限度也相应包括对外自治的限度和对内自治的限度两方面。大学自治包含了政府、大学、教师、学生之间多方面的关系。研究大学自治问题,目的在于在理论上实现大学自治与大学自律、他律之间的平衡,并为实践运行起指导作用。     

自治与控制:二战后美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基于自治和控制的视角,透视二战后美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政府控制呈增强趋势。其原因在于,大学受双重价值的影响,大学自身的发展存在一些矛盾,政府不仅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还与大学的发展有利益冲突。然而,美国大学与政府之间仍旧能实现有效平衡,这有赖于二者之间保持着明确的权责关系和合理张力。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探析中国大学自治——以"985工程"建设为例

大学自治是大学的精神,是世界一流大学最根本的特征,但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的支持.现阶段中国政府作为大学的举办者,掌握着影响大学发展的资源,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本文以国家"985工程"建设为例,从资源依赖的视角审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探析大学自治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的定位,寻求政府与大学在资源交换中的有效平衡,实现政府对大学的期望,实现大学对自治的追求.     

尊重与独立:民国时期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民国时期,政府尊重大学,大学拥有较大自主权。政府采用立法对大学进行管理,保障大学经费。大学坚持教育家治校,实行学术自治。政府与大学之间尊重与独立的关系,成就了民国时期大学辉煌、人才辈出的盛况。     

自治与干预:排行榜视野下大学与社会的博弈

围绕着大学排行榜所产生的争议,表面上焦点在于排行榜指标设计的合理性、科学性,实质上隐藏着大学与社会之间关于各自权利主张的博弈。一方面,大学出于其传统自治理念的固守,对于各种大学排行榜持有一种傲慢与抵触之态;另一方面,社会性力量需要借助于大学排行榜的发布,引导与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实现社会干预的有力扩张。而排行榜博弈的真谛就在于寻求一种大学自治与社会干预的平衡模式。     

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

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①自治,目的在于保障学术自由,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在我国,表现为高校自主权的大学自治在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扬弃,使得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有了理论上的基础.我国高校是行政主体,其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应该寻求平衡点.基础关系与营运关系区分的理论为司法介入大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标准.     

基于大学章程视域的大学内部治理

一场备受瞩目并令人期待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多方试点和积极酝酿中。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被推至最前台。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或修订完善,不仅可以厘清大学与政府、与社会等外部关系,实现大学自治,更重要的是,藉此解决大学内部治理中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学校权力与学院权力等改革之关键问题,回归大学的本真,使大学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

哈佛燕京学社是第一个致力于中美大学之间学术合作的跨国机构，宗旨之一是促进双方的中国学研究。这种以基金制为纽带的长期合作，推动了中国一些大学国学教育与学术研究近代化的进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就是这种学术合作的一个缩影。不过，中美国情不同，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对发展学术事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这种合作也颇多磨擦和曲折，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留下了可资思考的余地。     

大学自治——解读一个重要的高等教育法原则

大学自治,作为高等教育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自主办学"与"民主管理"的有机结合。"自主办学"主要体现的是大学自治的外在要求,"民主管理"主要体现的是大学自治的内在要求。"自主办学"与"民主管理"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我国大学自治的基本内涵。     

生存与信仰之间:教会大学的两难处境(1922-1951)——以华中大学为中心

1922年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和1924年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自此,教会大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与信仰之间的巨大张力.为了缓解这种张力,教会大学一方面调整办学目标以适应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的范围内坚守基督教的办学方针.华中大学在此两难处境中的调适与努力,折射出教会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从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看大学精神的缺失与弘扬

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在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过重,打破了三者应有的平衡关系,造成了大学精神的缺失。大学氛围的商化、大学行政人员的官化,大学文化的世俗化,严重挑战大学的办学理念。要重塑大学精神,就必须改变办学模式,还学术以自由,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要弘扬大学精神,就是要继承过去大学的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要有兼容和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百家争鸣。     

高校绩效拨款中的政府控制与结果导向——大学自治会被削弱吗?

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教育经费拨款机制,它主要由政府主导,并且高度依赖绩效指标及其测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由此引发绩效拨款可能会削弱大学自治的质疑。大学自治是高深学问的组织保障,不同的经费来源及拨款方式对大学自治的影响各异。文章通过分析经费来源、拨款方式以及绩效拨款指标对大学自治的影响,探讨绩效拨款是否会削弱大学自治。     

我国大学章程制定的现状与课题——以两岸四地若干大学章程为分析样本

在篇幅与文本结构、外部关系要素、内部关系要素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大学章程面临的困境消解了章程规范和推动高校自主办学、妥善处理学校与政府关系的制度功能。为了保障大学章程内在功能的发挥,今后应从克服条文笼统、重视与政府、校友关系、实现学术自由等方面进行努力。     

创新与团队精神——企业用人新趋向对大学德育的考量

21世纪是一个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与团队绩效双赢的时代.企业选用人才的首要素质条件不再是个人专才,而是创新与团队合作能力.创新与团队精神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成为大学德育的新考量.如果大学德育还停留在原有的理念和体系,培养的人才也许还没有被选用就已遭到无情地折旧.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轴心,高校与企业之间需要有基本的精神共鸣和文化认同,大学德育必须融入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要素,致力于团队合作能力培养.     

英国大学权力:历史与现状

英国大学权力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牛津、剑桥大学的建立到英国资产革命的爆发为英国大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大学的发展受制于教会,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在政府与教会的矛盾冲突中,大学不断扩大自治权限并获得诸多特权.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之前是英国大学的变革与创新时期,在此期间政府对大学权力的干预不断增强,教会的权力逐渐削弱,外来人员作为新的权力主体登场并给英国大学的自治传统以沉重的打击.20世纪以来,因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改善,英国大学权力发生巨变,大学正式得到政府的资助,但迫于政府的压力,大学自治权缩小,大学也引入市场机制.     

治理模式变迁与教会大学发展——以之江大学为例

作为教会大学的之江大学,它的治理模式从立案前教会管制模式转变为立案后政府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这种转变为推动之江大学在学科发展、教学和科研水平、社会声誉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立案后政府作为重要的外部力量参与教会大学的治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推动之江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参与下的共同治理模式为之江大学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冲突与共融: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的文化理路

在当下的教师教育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努力推动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共同促进教师教育、学校发展。但由于大学文化与中小学文化的异质性,在建设中必然会涉及与带来一定的文化冲突,具体表现为大学理论性和研究性文化与中小学实践性和日常性文化的冲突、大学教师文化霸权与中小学教师文化缺位的冲突及大学合作主义教师文化与中小学个人主义教师文化的冲突。面临这些文化冲突,我们应采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平等参与,互惠双赢;对话交流,合作探究等文化策略,突围伙伴合作过程中的文化障碍,实现各种型式文化的有效融合,促进教师的共同发展。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宪政

学术自由不仅是学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核心。通过大学自治保障学术自由不仅有认识论的依据,也有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提供的有力辩护。然而,学术自由保障的根本则在于宪政的确立。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确立大学自治,保障学术自由。同时,学术自由本身对宪政的实现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基本走向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是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政府与大学之间因各种原因形成的权力之争自大学产生以来从未停止过,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往往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大学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