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中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 ,是蔡元培一生关注最早并投入较多精力的一项文化事业。早年 ,他曾为新兴中西学堂规划图书室 ,手订借阅条例。自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为北大图书馆的全面建设不辞辛劳 ,同时还十分关心各地大学图书馆的建设 ,为其献计献策。在他任职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国立研究院院长期间 ,还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博物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他一方面继续为各地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奔波操劳 ,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和教育。抗战爆发后 ,他因病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期间还与他人商议北平图书馆迁滇事宜。他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梁启超对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的贡献

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不仅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 ,而且导入西学、译介西书 ;创办图书馆 ,促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产生 ;积极办报、办杂志 ,重视文献研究。在文献学、图书馆学的研究方面也卓有贡献。     

青海图书馆事业的发端

青海是图书馆事业欠发达地区,从上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图书馆事业一直处在萌芽阶段。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对这一阶段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做了全面梳理和初步探讨。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百多年来从近代化运动的全新视角,系统总结清朝自身改革历史进程的第一人。他通过探析清朝统治二百年间如何丧失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五次大的发展机遇,通过分析19世纪中叶以来清朝各级各类官僚的整体素质、普遍心态以及社会风气、政治氛围,深入地探究了中国近代化运动屡遭挫败的根由。社会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各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而当时改革之中最关键的环节刚在于政治体制的变革。从而得出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近的结论：摧毁封建专制的“千岁老屋”,“别构新厦,别出新制”。这种崭新的研究取向,对于帮助20世纪之初的国人迅速转向革命,具有重要启蒙意义,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思考

图书馆事业应与社会政治、经济协调发展，要正确认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发展图书馆事业要树立新观念，开拓新思路。     

全球化背景下的NGO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近 3 0年来 ,NGO在全世界迅猛发展。随着中国入世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NGO在国内也快速发展起来。NGO与图书馆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 ,可实现互动、互惠、互利 ,进行广泛的合作 ,共同造福于社会。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表征着历史由政治变革转向文化启蒙的深刻变化。它虽然只是发生于两次政治变革的历史空当中难以持久,但却有幸成了２０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开端。梁氏的文化批判及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积极倡导,已揭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所关注的诸多基本命题,并以其在新历史层面上的整合,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梁启超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潮

19、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以系统的报刊思想理论和持久的新闻实践,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成为开一代自由主义风气的大师。另一方面,梁启超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理解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使之染上了浓厚的中国色彩而成为一种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畸变了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同时,梁启超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开自由主义风气的大师,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此,这种畸变在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中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     

梁启超对心理史学的具体贡献

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入我国,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渐成风气。"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梁启超较早倡导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学研究范例。他从人格、性格、情感等个性心理入手剖析历史人物,内中不乏精彩的心理分析,他对顾炎武忠贞不二、宋朝积弱、古书造伪、义和团运动爆发等历史事件之根源的心理探究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依然有借鉴意义。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梁启超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潜心学习和钻研日语,在译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大量使用日语词汇,这些从日语借用过来的词汇不仅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同时也给我们在接受近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通过日文报刊、书籍,借用日语词汇,进行思想启蒙,不仅加快了新思想的传播速度,而且也大大地丰富了祖国的语言文化。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朝向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然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却转向了批判检讨,这恰恰反证着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梁启超的"公益之道"思想探析

本文把梁启超的"公益之道"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以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以自由为公益之本;以发达立法部为关键;以健全舆论为后援,并深入阐述了该思想的具体内容和作出了中肯的评析.     

梁启超与20世纪初中国戏曲变革

本文讨论梁启超的戏曲创作及其对２０ 世纪初中国戏曲变革的影响。指出：梁启超的戏曲创作,在样式、题材、人物、情节与冲突、语言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革新,这既影响和规定了本世纪初中国戏曲发展的总体风貌和历史走向,也留下了值得认真总结、深入反思的实践经验和创作教训。他的戏曲创作与他在文学理论、散文、诗词、小说等方面的成就一道,构成了梁启超这座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高峰,这座高峰承前启后,对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至今犹在的深远影响     

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述论

关于晚年的梁启超为什么会放弃政治活动,同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学术界歧义纷陈。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是晚年梁启超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清华国学院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之一。本文的研究,从史料的实证出发,力图建立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以久的历史关系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后思想上和心态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释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并从中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