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象岗大墓“赵眛”印释

广州象岗大墓出土“赵眜”印,同时出土有“帝印”及“文帝行玺”等印。从“文帝行玺”可知,墓主是《史记·南越列传》所载赵佗之孙赵胡。因为《史记》明说:“胡薨,谥为文王。”这是汉廷的赐谥。可是尽管汉廷赐谥称王,南越还是自管自地称帝,这也可说明当时汉廷与南越的关系。《史记》所载文王是赵胡,墓中出土却只有赵眜的姓名印,这矛盾如何解释呢?我个人意见,眜即是《左传》昭公元年所载的昧。眜,《说文》释作“目不明。”昧,《说文》解释为“昧爽,旦明也,一曰暗也。”昧的本义应该是暗,昧爽即旦明,即今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是引申义。天色未明的     

疆北草原的石人石棺墓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我国新疆北部的大草原上,有一些战国时期的石人石棺墓葬,其中包括单墓制墓葬,或者两个以上、用围墙围起来的坟院制墓葬。但是无论单墓制、或者坟院制墓葬的石棺墓前多有面向东的石人、或者条石。这些石人石棺墓葬,当是我国古代新疆地区塞种人的遗存。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中所说的"独眼人",就是塞种人的一支。这些石棺墓前的石人,是我国最早的墓前石像生。汉代以后,墓前立石像生的风俗传入内地,成为我国古代墓葬文化的重要内容。     

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

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西照四十顷地村东北方,在当地居民称做“王墓梁”的陵园内,有许多挪亚方舟形的景教墓顶石,远望宛如白羊群,在墓顶石群中,有一石碑跌,其上原立有石碑。其上石碑是解放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法人马定发现的,其后拉赫曼博土将北碑照片寄给陈垣(援庵)先生,陈先生为此撰文并附有照片发表于1938年《华裔学志》3卷1期。以后又将可识读碑文录入《绥远通志稿本》卷58。后原碑被当地居民运至墓地附近的乌拉太村,1965年运回内蒙古博物馆,现存内蒙古博物馆内。     

试论公孙龙的哲学思想

公孙龙(约公元前320—250年),姓公孙,名龙,传说字为子秉,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平中,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寄居在赵国宰相平原君赵胜门下,过的是门客生活。《公孙龙子》一书,是他的著作。原有十四篇之多(见《汉书·艺文志》),现仅存六篇。而且,其中的《迹府》篇,还是后人辑录有关记载,给他作的传略。只有《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等五篇,是他自己的作品。     

陈琳墓考辨

唐温庭筠有《过陈琳墓》诗,称“陈琳墓在今江苏邳县”,不确。虽然,陈墓在邳志乘也有记载,《大清一统志》称:“魏陈琳墓在邳州界。”《咸丰邳州志》载:“陈琳墓,在旧城,见《元丰九域志》。”但现在旧城却无任何遗迹或有关传说。《邳州志》也未敢肯定,故在“陈琳墓在旧城”加上“今无考”的按语。清顾嗣立撰《温飞卿诗集笺注》亦曾提及此事。据《三国志·魏书》,陈琳为“广陵人”,《嘉靖维扬志》、《康熙宝应县志》和《乾隆盐城县志》均称为“广陵射阳人”,即今扬州宝应县射阳镇。此镇不仅为陈琳出生之地,亦为其埋骨之所。据《嘉靖维扬志·公…     

唐《高耀墓志》补考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于1984年12月,在哈拉和卓古墓区发掘了一座唐墓,出石质墓志一合。据墓志,墓主人为生前曾任北庭副都护、卒任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的高耀。此墓基本情况已见该所《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四期。以下省称《简报》)。墓志拓本照片,已制为图版随《简报》刊布,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新疆历史文物陈列》中公开展出。笔者每读《高耀墓志》(以下简称《耀志》)录文,颇疑其释文有误。读之愈细,疑之愈深。近因工作关系,亟需借助《耀志》,乃反复审读展出之拓本照片,终于发现录文中某些明显的失误。例如:9行中“解褐”之“解”,误释作“辭”;11行末之“以□”实为一“简”     

震惊世界考古发现新疆罗布泊太阳墓被盗

近年来。到“太阳墓”遗址旅游的人不断增多，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加上盗墓者恶意发掘，使“太阳墓”这一曾经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遭受严重破坏，有关专家呼吁加大对“太阳墓”的保护。新疆罗布泊地区孔雀河古河道北岸的“太阳墓”遗址于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发现。古墓中间是由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围有若干一尺多高的木桩围成的7个同心圆，这些木桩同时形成以墓穴中心为端点的若干条射线，呈太阳光芒放射状。如此古墓共有数十座。经碳14测定，这些“太阳墓”已有大约3800年的历史。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唐灭高昌郡县城正误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均、姜行本等人发大军破灭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除将“郡”误作“州”外,所记数字亦同。两《唐书》的这条记载是否可靠?经查回答是否定的。 1973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第516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七年屯田下交河郡     

战国赵都中牟琐见

一、中牟地望四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关于赵都中牟地望,《水经注》称其“解说纷歧”,而目前所知有四种.(一)《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称:“赵献侯自耿徙此.”汉代的河南郡中牟县今属河南省,位于郑州和开封之间.此说认为赵中牟即今河南中牟,《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太平寰宇记》和《与地广记》等均沿袭此说.     

扁鹊墓考辨

战国时民间名医扁鹊死后埋在哪里?《酉阳杂俎》说:“卢城以东,有扁鹊冢”;《河间府志》说“扁鹊墓在任邱鄚城东北”;《明一统志》、《张德府志》说“扁鹊墓在汤阴伏道”;《陕西通志》说“神医扁鹊墓,在临潼县东北二十里”;此外,山西虞乡县东十四里古市镇、山东长清县鹊山和陕西城固县亦均有扁鹊墓。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详加考证,以《陕西通志》记载,即扁鹊葬于陕西骊山北麓戏水河东岸的可能性较大。     

重评西汉的经济政策

通常都说西汉“重农抑商”。笔者认为,“抑商”之说与史实不合,“重农”之义亦当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重新讨论西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商业政策,评论其是非得失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一以为西汉建国伊始即实行抑商者,主要根据为《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下》(以下简称《汉志》)皆有“重租税以困辱之”的说法。其具体规定是:商贾及其子孙     

简评史记论赞

<正>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史记》全书,序二十三篇,赞一百六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苟》、《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立心代言刚声柔响语求宛肖——试论司马迁《史记》中人物的语言艺术

《史记》这部史学兼文学名著,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和世界的众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着,这是因为《史记》一书艺术内蕴的不可穷尽性决定了鉴赏的无限性,其中被后人经久不息地喜爱和欣赏的《史记》的语言,已被人们共视为古代语言的典范。《史记》的语言美,与《史记》博大精深的思想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正是“意立而词从之以生,词具而意缘之以显,二者相依,不可或离。”因此,我们研究《史记》的语言艺术,离不开对其所刻画人物形象的分析;离不开对其所叙述事件的研讨;离不开对其所发出论断的体味;离不开对其所描绘场境的剖解。     

楚都何时迁郢

关于春秋初期的楚国都城何时自丹阳迁郢,历来有两说并立。其一是文王始都郢之说。《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文王元年为公元前689年。这是目前常见称引的楚都始迁郢年代,而上引《史记》、《汉书》的三条记载则是此说的主要依据。另一说是楚武王时即已迁郢。成书最早     

董老吟昭君诗是一九六三年写的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274页刘先照、韦世明二同志合写的《昭君自有千秋在——从董必武同志的吟昭君诗谈到王昭君的艺术形象》一文时间搞错了,即董必武同志吟昭君诗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而不是本文中所说的一九五三年。因我亲到该地目睹昭君墓前石碑上镌刻的诗句,并有深刻     

骊山刑徒辨析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把修建秦始皇陵墓的七十余万服役者称作刑徒。长期以来,史学家、法学家前后因袭,未曾深究。直至现代,一些史学家才提出种种修正意见。有的说:“嬴政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更征集七十万人工作”(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索性避开“刑徒”二字。有的说:“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修建骊山墓而役使的刑徒和奴隶,达到了七十万人之多”(郭沫若《中国史稿》),在刑徒之外,又增添了奴隶。我们认为,搞清楚骊山秦陵服役者的身份以及司马迁为什么称他们为“刑徒”,是很有必要的。     

“张楚”非国号辨

《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也有“号为张楚”一语。有的读物据此把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张楚政权”,或“张楚国”;相应地把陈涉称为“张楚王”。似可值得商榷。应当看到,《史记》对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有时只称“楚”。如《陈涉世家》叙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此前的《史记》学界普遍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命题，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个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对立的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史记》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