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转向

五四"文学革命"与1922年至1936年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倡导的"革命文学",本同属于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在活动主体、大众方向、白话文形式等诸方面有着很大的继承性和同一性.然而,由于"革命文学"论者误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对五四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展开了一系列的讨伐活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看似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变异.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从人性论到阶级论、从人的文学到无产文学、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性文学到人民文学、从自由创作到遵命文学、从艺术自律论到政治工具论等等,都是这一变异的表现.这种变化奠定了后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文学形态的价值取向,直到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有所改变.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按照五四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五四文学的回归与超越这个"之"字形的道路去重新认识.     

论“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融合与碰撞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五四"文学发轫之初,就夹杂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左翼文学也常常带有鲜明的"五四"启蒙意识。但"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本质的差异,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关系在蒋光慈、柔石、丁玲等作品中有很好的表现。从"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融合矛盾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出延安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复杂性的一面。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在质疑、批评中,他努力探寻"五四"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案.     

"文艺大众化"运动反思札记

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始于 2 0世纪 2 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 ,在 2 0世纪 40年代形成高潮。大众化运动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划开了界限 ,否定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 ,批判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 ,反对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 ,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通过改变自我以适应大众的主张。它以大众喜闻乐见为艺术的评判标准 ,以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大众热情为艺术指归 ,完全颠倒了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文明发展中的关系 ,最后终于使文学陷入迷途 ,使知识分子失掉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而这一过程是一个从主动到被动 ,从自我迷失到被迫归顺的过程。     

从众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向

革命文学的兴起是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面对"革命文学"的浩大声势,"五四"启蒙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与转向.一批曾坚持文化启蒙、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转而选择了谋求大众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文学.3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历史变革紧密相关,但创作主体内在心理机制对这种转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众心理是30年代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0世纪尤其是从"五四"到"文革"之前的这个阶段,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20和30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直接影响。文革结束后,苏联文学模式不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选择,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借鉴。     

"科学"、"民主"、"革命":语言学视野中的五四文学精神

现代语言观念的变革为重新观照五四文学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科学"、"民主"、"革命"这几个关键词潜藏着五四文学精神的特定内涵.在五四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中,首先表现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核心是"人"的观念的确立.尤其是鲁迅,在"人"和"革命"的观念上认识最为深刻.五四文学精神始终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制约,二者在思维理路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浅谈刘半农"五四"白话新诗创作的民间拓荒

"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者多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确立自身的启蒙价值立场,从启蒙的视角把"民间"作为文学的精神资源来推动新文学发展的进程.刘半农在"五四"白话新诗创作上的大胆拓荒,寻找到了民族诗歌发展的本源,开拓了"五四"白话诗歌的创作途径.     

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

运用社会分析和比较方法,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勾勒,试图梳理这两个历史阶段文学观之间的渊源关系,凸显它们的不同特点、优长与局限,并为建构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观提供借鉴.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期"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学观,但这种影响却是曲折的、复杂的."五四"时期这两种文学观缺乏晚清两大文学观的纯粹性,它们各自都具有多种文学观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特点,因而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