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意拳学练“三调”的把握与操作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形意拳学练中调身、调息、调心的实现原理与在实际修炼过程中的操作方法。形意拳是以“心之发动日意，意之所向为拳”为基本原理，遵循“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和“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的内三合，称之为“六合”的内家拳。在学练中，必须深刻理解调身、调息、调心的原理，践行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才能快速领会形意拳的精髓所在，起到修炼身心，健康体魄的作用。     

青埂顽石·神瑛使者·通灵宝玉·贾宝玉四者关系新论

曹雪芹借用朱熹理学体系中心、性、情等理论构建了贾宝玉的身心宅体：人由理与气和合而成,贾宝玉跟脖子挂的通灵宝玉结为一体,其中贾宝玉是气聚而成之形体（肉体）,通灵宝玉是不灭之理。性是理,性是心之不动,是心之静;情是性之用,是心之动;性、情、心三者实为一物,则通灵宝玉即为心。心之不动是为性,青埂顽石是也;心之动是为情,神瑛侍者是也。所以,通灵宝玉、青埂顽石、神瑛侍者三位一体,是为心;套上外在的气聚之形,共同组成了《红楼梦》中脖子上挂着通灵宝玉的贾宝玉这个＂人＂。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从“仁”字形体看孔子“仁”之内涵

根据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仁”字的形体主要有:(层、每、层、仁、仁、身、)(人心)、(千心).经过考察,中山王鼎“(启)”与包山楚简“(仁)”为一系,郭店楚简“(身心)”与“(人心)”、“恧”为另一系.其中,“(层)”与“(仁)”可能于南北不同地域同时存在,“(身心)”的出现当早于“(人心)”、“(千心)”；“(身心)”或与“扈”、“岁二”同时存在；“(层)”一系沿用至今,“(身心)”一系后被废弃.《说文》所收古文“(层)”、“(层)”当是“(层)”略有变形,云梦秦简“(仁)”则是受到包山楚简“(仁)”的影响.“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范畴.“(层)”系其形体再现了“尸祭”的场景,以对祖先、父母之爱,进而传递出“爱人”的思想；“(身心)”系中“(身心)”从身从心,反映了“修身”的理念.“爱人”与“修身”共同构成了孔子“仁”的内涵.     

藏密心气不二论

藏传密教无上部瑜伽的基本理论--心气不二论受晚期印度教密教的影响,注重修身,并从理论上探讨身心的深层关系,认为身体的深层结构气脉明点,以气为本,心与气一体不二,为生命之本、生死之根,气乃心识所乘或即是心识之体性.外气(环境)对人的身心也有影响,也是一体不二的关系.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从"高上心思"到历史判断——对阿罗频多"历史—心理学"的一点理解

阿罗频多看待人类社会的精神进程，是用了“历史—心理学”的眼光，此即精神哲学的应有之义。吾人判断历史，乃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事件为对象，其客观依据是“事理”,其主观依据是“情理”,徐梵澄先生则说之为“思心”(mind)与“情心”(heart)。二者合之，静态地说是“结构”,动态地说是“功能”,动静一如可曰“辩证的直觉与具体解悟”(牟宗三)。在阿氏的语境中，知觉性之高境涵摄知觉性之中、低境，故情、理双彰只可在“高上心思”也即“情心”中寻。阿氏认为，人(类),这一憧憬最高者，追求神圣者，他(她)不能只为“身体”而心思(动词),也不能只为“心思”(名词)而心思，应为“高上心思”乃至“超心思”而心思。这乃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本质内容。     

人性即物性:荀子性论新说

古代文献中的物主要指“生物”,具有生命力,区别于现代的物字。万物皆天生,这种自然禀赋便是性。性即生物之性。人属于物,人之性即物性。荀子以性释心,自然心便是物性。心、欲、情变成了性、欲、情。这种自然禀赋之性及其主要活动即欲和情皆不可靠,此即性恶论。只有后天的学习与教化等人为之“伪”才能改变人的自然状态,让人从自然物转变为仁义人。人的自然之性属于生物之性,并非人的本质,人性即物性。人的本质在于伪,荀子以此彰显其人类本质的人为性立场：人即“人”。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公天下”思想的庄子版本——以《庄子·应帝王》“天根”章为中心

“公天下”并非儒家的专利,《庄子·应帝王》以“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给出了庄子版本的“公天下”思想。“公天下”的庄子版本突显人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将正当性的政治理解为围绕着性命之情在生活世界展开的正性命的活动与秩序,而任何脱离性命之情的政治活动都将政治下降为统治。性命之情的本质特点在于世间身位与超越身位之间的居间联结,人便是这种居间生存者,顺物自然,也就是顺物之性与命,公天下的政治秩序因而展开为人们在其中各正性命而并行不悖的日用生活过程。     

从"楚凤"形象看楚艺术的审美价值

楚文化在我国先秦时代南方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楚凤"艺术形象的历史意义研究入手,探悉楚艺术的审美价值存在,对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谈"处女"、"处士"之"处"及《汉语大字典》"处"字条之不足

文章对"处"之"待在家里"义进行考证,并对《汉语大字典》"处"字条在释义、书证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商榷.     

《楚辞》中形容词特点论略

对先秦<楚辞>中判别出721个形容词,从构成方式、组合功能和句中位置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比较细致的考察,进而总结出先秦<楚辞>形容词的特点.     

“陈三五娘”戏曲存本的出目设置比较

陈三五娘故事塑造了一对为“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倾心相爱的男女.戏曲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版本,目前陈三五娘的戏曲至少有7个文本.本文立足于陈三五娘戏曲7个版本中的出目,分别从外部形态,即出目的保留、合并、删减和增加及出目的名称和数目;内部结构,包括出目设置逻辑关系的考虑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和论证,试图找出出目设置和安排的因果渊源,希冀找到其“一脉相承五百年”的佐证.     

楚國“麻邑”考

《左传·昭公四年》中吴伐楚,取楚之"棘、栎、麻"三邑。其中"麻邑"的地望,历来有襄城、安阳和麻城三说。文章试图证明清代江永的今麻城说更为符合历史真实,并对古鸠兹国的地望和麻城之得名提出了新的看法。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楚文化精神

具有楚人个性气质的沈从文,在其湘西小说中对楚文化精神表现出特有的文化体认。这便是:崇尚自然、活泼灵动;热爱生命、尊崇人性;感世伤生、沉郁忧患;神秘奇幻、浪漫诡谲。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也谈所谓"楚简数字卦"问题

宋华强先生的《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一文认为楚简中的易卦符号是所谓数字卦,并反驳了李学勤先生对数字卦说法的质疑,但楚简中的易卦符号不是数字卦,而且早期出土材料中的易卦符号也都不是数字卦。研究出土文献中的易卦符号,应该区别经文和实际占筮,而不是以时期划分为数字卦和阴阳卦。     

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论战国楚简从"心"之字与心性之学

穷尽收集<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六册)中的"心"符字,从中择其要者50例,分字形不见于<说文>的从"心"之字、字形见于<说文>而意义不同的从"心"之字以及形扣义同于<说文>而义不行于后世的从"心"之字等三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大量从"心"之字在战国楚简中出现应非偶然,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现象,应当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和社会原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楚简"心一符字的大量出现应与战国时期盛行的心性之学有某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性之学在战国楚地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