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谈《大学语文》中诗词的“兴”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人的情感总是由一定的客观事物引起的。中国儒家早就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与外物无关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叶燮《原诗》)“感于物”而产生审美情感并将之物化为诗辞,这就是中国古代诗论所说的“兴”。 “兴”的本义是“起”的意思。《说文》:“兴,起也。从舁同,”舁是共举,同是同力。“兴”字甲骨文作“(?)”,“象四只手抬一抬盘之形。”(《甲骨文简明辞典》)先秦始以“兴”论诗。孔子说“兴于诗”、“诗可以兴”,意思是《诗经》能感发人们的某种情意。孔子所谓“兴”,是兴本义“起”的引申,指“由……感发(某种情思)”之意;含“起发”、“感发”之义。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他说“兴”是“起情”,即《诠赋》中所说的“睹物兴情”。从此“兴”以感物兴情或者说感物起兴的涵义被许多诗论家认同,如唐代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宋代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中引李仲蒙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论《诗经》的抒情特色

我国最古老的抒情诗集《诗经》，“是一个丰富而纷繁的感情世界”。文章通过分析，指出《诗经》中不同的抒情特色，或者“为情造文”，情感真挚；或者“快利畅达，强烈饱满”；或者“缠绵诽恻，沉郁顿挫”，对《诗经》的现实主义抒情特色及其影响给予高度的评价。     

《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

一《诗经》是诗经时代的文化产物。较诸汉魏以降甫成风气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诗经》的作者,实际上只是以诗歌语言的始初形式对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进行一种直接的和真实的记录。惟其为是,故有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季札听乐而知盛衰。方玉润认为,这说明“《诗》之有关国政也久矣”,而“汉唐后作者虽多,然皆徒逞才华,藉抒怀抱而巳,非皆有关国政也。”闻一多先生在一次题为《诗与批评》的演讲中也有类似说法:“《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     

论《牡丹亭》对情的塑形

在对《牡丹亭》的解读中，“情”始终是一个有效的门径。而《牡丹亭》对情的塑形是含混的。理清这种含混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流逝的感受变弱，经典的不朽才得以实现。《牡丹亭》中的情是形而上的“情”；它是想符合人伦的情但又不是；情与孝的关系上作者趋于情；欲与情之间作者故意地含混。它不仅仅是对个体情欲的肯定。它通过美化“欲”，将其扩张入已被认可的“情”，由于回转又在讽刺、谐仿情。这种含混是因为晚明价值论的混乱造成的。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毛诗秘义》绪言(节录)

一、《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谜语诗集《易经》以隐语作辞，言不尽意，须言外求意。《诗经》根据易卦而作，每篇诗必以易卦为谜底。读诗者须从言内的诗辞求得言外的诗意。言外的诗意本于易卦。易卦的排列，井然有序。由卦序以求某诗而知其旨意，不啻按图索朗。《易经》《诗经》同以隐语作辞，采取象征文学的手法，读者只知有象而不知其所象之物。盲人摸象的寓言，固可用之于言《易经》，亦可用之于言《诗经》，于是汉儒董仲舒有“易无达占”和“诗无达信”之说。《诗经》既本于易卦而作，其所取象自当同于《易经》。究竟《易经》所取何象？答曰…     

《诗经》中“他物”与“所咏之辞”的原始关联

《诗经》中用来起兴的客观物象(“他物”)与诗人的主观情怀(“所咏之辞”)缘何有的相关、有的不相关?两者的关联是什么?本文试从思维发生、发展的视角,以草木兴象为视点,作探源性的解释。通观《诗经》,作为“他物”起兴的草木,是树木多于花草;所咏唱的树木又以其全貌或果实(及其花与叶)的居多。而诗人所抒发的“主观情怀”,大多是思亲念祖、祝福颂国的,     

一切景语皆情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一切景语皆情语”,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情与景,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之辩证关系。 景语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它又决不是现实生活中景物纯客观地再现,它已经染上了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人的头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并不是一面平光镜,完全客观地再现外界事物。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从他的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出发的,从他已     

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以意胜以境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王氏对什么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没有做出科学的、定义性的表述。后人大都用“以我观物” “以物观物”而引起情感的“显” “隐”来界定,如认为有我之境偏重于主观情思的直接流露,作者移情入景,景物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表现的情感比较具体、确定和强烈。无我之境作者比较客观冷静地描绘景物,情感隐约深藏,并带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笔者以为这样界定有偏颇,因为在《人间词话》中王氏还这样说:     

就《诗经》的编者及入乐答杨先生

文章针对杨旭升文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辩驳。其一，“季札观乐”的真实性不能抹杀，孔子之前《诗经》确已结集，而《诗经》中可能系由孔子增入的周平王以后的作品，不及全书八分之一，因此只能称孔子为《诗经》的补编者而不是主编者。其二，众多文献记载表明《诗经》全为乐歌，《诗》乐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而非“自构的理念”。     

中西“情物”关系的演变--王国维诗学和表现主义文论的互释

在对中西“情物关系”的研究对比中，我们发现彼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国是由物到情，情和物的地位是平等的；西方是由情到物，更加偏重于主体的情感。到20世纪初，在王国维反“游词”和西方表现主义的对比中，我们能在两者之间发现其共通之处，那就是“情物结合”的创作方式已经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重要方面，从而更加明晰中西情物关系的互释性和共通性。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陆机物感思想与刘勰感物思想的根本区别——兼论物感的生成与变迁

陆机的物感思想是“象、文”传统与《礼记.乐记》的综合,他深深陷于“象”、“文”传统设置的紧张关系之中,同时也在文学领域保持了《礼记.乐记》中的物感思想。而刘勰则将诗歌观念置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学说基础之上,以消除“象、文”传统的紧张关系。他认为“象、文”与“道”不是价值逐渐递减的关系,而是内外相符的关系。从而革命性地改变了言意关系在传统物感思想中的功能,将物感思想的重心从“物”转变到了“情(感)”,将“物感”转变成了“感物”。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诗经》“兴”意类探

《诗经》之“兴”,依朱熹之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言此而能兴彼,起兴之物和所述之事当在一定意义上对应或相关。千百年来人们对《诗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对其中不少具体的“兴”所表示的意义却迄今未能予以正确的阐明,妨碍了对其中许多诗篇的更好把握和全面理解。因此正确地阐明这部分具体的“兴”所表示的意义,对《诗经》研究来说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这里,笔者对《诗经》中常见的几类“兴”意试作探讨。     

《诗经·汝坟》三种解读之考辨

关于《诗经·汝坟》,在传统的经学史上大致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尊《序》派,以《毛传》《郑笺》《孔疏》等为代表,认为这是文王之“道化行也”。《诗集传》虽然废《序》,但在这首诗的解读中,与《序》保持一致。另一种是废《序》派,以《诗经原始》等为代表,尽管不同意第一派的看法,却仍旧认为这是赞美文王的诗篇。现代人又有第三种解读,认为这是一首纯粹的思妇或恋爱诗,以《诗经注析》《诗经分类诠释》为代表。其实,《汝坟》是一首从描写相思到婚配充满欲望的婚恋诗,并且诗中所说的劳动是伐树采桑,而不是伐薪打柴等。     

《诗经》的另一种读法

知道有《诗经》这部书是在早年读中学时课文介绍的，明白《诗经》有艺术魅力是在后来读师范时老师讲解的，而体会《诗经》易读难解则是在自己每次翻看《诗经》时感受到的。很显然，由于《诗经》的成“诗”年代和成“诗”环境与我们很遥远，因此少不了有太多的“隔膜”，以至于让许多人读而生畏，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