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的制度分析

秦律是古代中国首次成为统一集权国家过程中得出的制度性结论,但它的制度价值直到现在都没得到正视.秦律的特点是对政治秩序绝对维护,秦律由此得到政治的功能性支持.但其也符合规范价值的辩证关系--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使人别无选择,政治和法律必须合体而存.人们均知秦律随秦亡而亡,却罕有人知秦因倚秦律而兴,背秦律而亡.     

秦律民法理念久远的人文精神

两千多年来,由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加上先秦和秦朝史料的阙失,造成人们对秦国、秦朝及其法制根深蒂固的偏见.事实上,与夏、商、周时代的法典相比,秦律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宗教和神权法的束缚:新兴地主阶级以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功利目的,从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否定了宗教神权对立法思想的支配;同时秦律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对人类自身的尊重,都显示了秦律民法理念久远的人文精神.     

略论云梦《秦律》的性质

在我国法制史上,自商鞅“改法为律”以相秦,至秦统一,前后不到一个半世纪,秦律便因袭《法经》而确立;汉初萧何继秦律作《九章律》,秦律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从本质上讲,秦律上承李悝《法经》,下启汉、魏诸律,中经《唐律》,下迄《清律》,没有哪一朝代的法制能脱出它的巢臼。从律学的确立、推广、统一而论,如果说秦律为历代诸律的蓝本,实在是不算过分的。因之,治秦史及中国法制史者,莫不重视秦律的研     

竹简秦律有关损害赔偿之规定

从出土秦简的记载看,秦时已有侵害他人财产,侵害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以目前资料所见,损害赔偿形态主要有粮食管理疏漏的赔偿、损害公物赔偿、畜产损害赔偿等,其中涉及公有财产、利益的损害赔偿占有较大的比重。梳理秦律有关＂赔偿＂规定、分析其特征,对于完善我们对秦律的认识,进一步揭示秦律的社会功能都具有重要意义。     

殷墟龟腹甲形态研究

甲骨学者多重视研究文字而轻视研究文字所依附的甲骨材料,这是不可取的.龟腹甲形态的研究内容很多,包括完整腹甲正面的构造及其齿缝和盾纹的形态、九块骨板外形轮廓和其上齿缝和盾纹的形态特征等.掌握了腹甲的构造、形态等特征,发现腹甲的碎片,可以判断出它在全甲上的部位,不但有利于缀合,而且对卜辞的释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到和谐社会建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政治与经济的辩证互动关系初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推进,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从实践出发,对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错误定位作了矫正,从本质的角度即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出发定位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空想回到了现实;同时逐步形成了以巩固制度为核心、以体制改革为手段、以社会发展为根本体现的政治与经济辩证互动的机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汉初法典的儒家化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中国封建法典的儒家化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记录了从西汉建立到吕太后二年西汉政府陆续颁行的法令。从《二年律令》来看,西汉初期的法典就已经融入了儒家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同罪异罚、维护孝道、救助贫穷、养老制度、宽刑主义五个方面,其中同罪异罚、维护孝道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直接源自秦律。事实上,儒学对秦朝和汉初的政治生活并非全无影响。     

试论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

从汉代到宋代,“计赀定课”是农村越来越重要的赋役征派方式。迄今论者通常认为,就制度变迁而言,农村的赋税由人头税向资产税转化是一种进步。这是正确的见解,不过尚不全面。事实上,农村的“计赀定课”在制度层面上一直存在着若干严重缺陷,主要是资产评估的法定对象的界定长期不明晰,没有设定免征基数,资产评估方法不完善等,由此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实施的诸多弊端,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阻碍作用。究其原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农村商品货币经济的普遍不发达,是当时的统治集团无法克服上述“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的客观经济原因。     

萧何“制律九章”祛疑

班固在《汉书》中将"制律九章"与"萧何次律令"并提,表明两者不矛盾,具有鲜明刑罚色彩的律九章是萧何的工作重心,而非其制律工作的全部产物,律九章成篇过程是在全面继承秦律基础上,以"次"的方式,制作汉律,其产物也不只是律九章,因为很多律篇都有刑罚内容,但当这些律篇部分刑罚内容或全部刑罚内容被"次"入律九章时,其他诸律也是"次"后的产物,这一点在《厩律》成篇过程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之所以萧何采用编次的方法是与汉律结构组成可划分为自然章句与篇章有关,编次不仅使汉律苛酷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律九章非系统倾向非常明显,与人们习惯称之,使人常联想为系统法典的"九章律"相去甚远。萧何编次秦律有增有删,并对秦律内容作了力所能及适应时代需要的修改。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国地方官吏的犯罪与惩罚

《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了战国时期秦国地方官吏犯罪及其惩罚的有关律令,主要有任用官吏不当罪、失职渎职罪、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犯罪、欺骗上司弄虚作假罪等方面的律令。秦国地方官吏犯罪多涉及到失职渎职罪,说明当时对地方官吏在职责范围上有明确的规定与要求,在管理上较为严格。下属犯罪,上司要承担连带责任,同样给予处罚。秦律反映出优遇统治阶级的特点,对犯罪官吏,可找人替罪或以物赎罪,其物品多为甲盾等兵器,体现出战国以战为主的时代特点。秦国在地方上设置了廷尉、御史等主管司法的官吏,加强了监督、处理官吏犯罪的力度,在职官管理和以法治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汉匈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中原王朝控制后,则成为经济开发的新区。这里曾经是汉军北征的基地,也是民族交往的走廊。讨论当时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是有益的。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秦国赘婿法律地位辨疑

秦国赘婿法律地位并非一直低下。秦立法剥夺其立户、受田宅等权利,强制其从军,始于秦统一六国后,直接原因为军事需要,深层次原因为文化认同、政治合法性建构的需要。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