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荀子哲学

如果说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第一个圆圈的先秦诸子哲学自然也把天人关系作为自己讨论的基本命题。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讨论荀子哲学时,有的同志认为:“当时哲学斗争的—个中心问题,就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亦即是‘天人合一’论还是‘天人相分’论的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与人关系上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了的神,还是无意志的自然,而不是‘天人合一’论与‘天人相分’论之争的问题。”有的同志则明确指出荀子反对‘天人合一”,是以“天人相分”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就先秦诸子特别是荀子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言,我认为既不是“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也不是天是否有意志,更不是反对“天人合一”的,荀子天人观甚而至于整个哲学体系是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出发点,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性思想为核心主题,确立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的能动的天人合一观,他的自然观、认识论、礼乐论和人性论都是围绕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而实现天人合一这个轴心展开的。     

老子、庄子“天人合一”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

人与自然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天人合一”、征服自然、可持续发展阶段。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与适度发展。“天人合一”包含着可持续发展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保护的统一。     

试论“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三个层次

先秦时期由孟子最早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经由历代哲人对中华民族在刚健宽厚的进取精神和格物致知的实践意志的推动下所进行的天人相互作用的历史总结,终于克服了其初期的朴素性和笼统性,达到了丰富的、精致的高级形态。天人关系的解决,是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基础。先秦哲人把“上帝之天”转变为“自然之天”,不但认为自然之天对人的活动有一定影响,更加重视人的活动对自然之天的作用,主张人应依靠自身的力量决定自己的命运,由此便有了“知命”、“立命”、“非命”和“制命”之说。但是,天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天人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天能制人又不能处处制人,人定胜天又不能步步胜天,这其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是由唐代哲人加以全面、合理地解     

试论人的主体性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的整合

实现人的主体性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的整合，是保证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没有主体性精神，现代化无从谈起。但如果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过分高扬那种视自己为主人视自然为奴仆的主体性，过分张扬人的意志和欲望，必然造成人和自然的全面紧张甚至敌对的状态。天人合一思想昭示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在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更需要呼唤天人合一精神。但如果以天人合一思想来拒斥主体性思想，既不可能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无助于解决业已出现的全球性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因此，要在打破和超越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后达到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构建人和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关系，就必须要有新的合理的现代哲学观念作支撑，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中西古典哲学关于天人合一思想和主体性思想的整合     

法治三论

关于法治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涉及的只是有关法治的三个问题,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三个问题,意在抛砖引玉,就教于高明。在谈到正题之前,需要对“法制”和“法治”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作些解释。就本来意义来说,“法制”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以及有关法律方面的各种制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有国家就有法制,因为国家的意志就体现在法律上面,为了执行法律,就得建立一整套制度。但是,我们现     

董仲舒法律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是对此前各种法律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其以春秋公羊说为根基,以“天人合一”的神权法、“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大一统”的时代需求为核心思想,提出了“德主刑辅”“重其志”“首邪不待成”“爱惜民利”“调均”“无讼”“春秋决狱”等主张。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对我国社会治理和司法审判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社会层面借鉴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加强道德建设,促进“以德治国”;借鉴其“调均”和仁而爱民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借鉴其“大一统”观念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借鉴其“天人合一”观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立法司法层面可从注重判例指导作用、无讼慎刑、减少社会对抗、强化犯罪预防等方面吸收其合理价值。     

生态视阈下《道德经》的思想镜诠

《道德经》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天人合一”整体观思想、“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生态平衡思想、“知止知足”的生态保护思想及“贵身、爱身”的热爱生命思想.这些尊重自然与保护自然的思想和现代生态学观点有着深刻的一致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上的伦理性和等级性,法律结构体系上的"重刑轻民"和"效法五行",法律执行上的"应天行刑"等特点,都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直接影响。"天人合一"思想决定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传统法律文化神圣性、合理性的理论依据,是传统法律文化基本特征形成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天人合一”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资源 ,其中最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就是主张人可以“裁成”、“辅相”、“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天人协调说。在这种天人观指导下 ,我们的先哲提出了许多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生态智慧 ,对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着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不无启发意义。但中国古代并未能在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论先秦哲学的变易观与天人合一思想的主线

从先秦到近代哲学,中国哲学家们无论怎样的唯物或唯心,几乎都探讨了事物运动发展的“变易”问题;都触摸了“天人关系”的范畴,并从亲和自然的东方哲学思维中,找到“天人合一”的答案。这一切,都与先秦哲学的变易观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关。先秦诸子为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和“贵和尚中”的文化模式奠定了先哲基础。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