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史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评介与断想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解决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难题,也为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其一,《新探》结合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理论,建立了新的学术思想研究原理,利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方法探索中华文化原点,解决古史传说时代的诸多难点问题;其二,《新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打破学科畛域分明的界限,从远古整体文化的高度,深入地探索传说时代,重构了当时历史原貌。     

“大禹与九州”诸问题辨析

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在《禹贡》等文献所记"九州"名称具体化之前,"九州"的地域范围基本指的就是先秦文献所说的"有夏之居",且"夏后"为"九州"的对音,由此可见,"禹画为九州"的传说应当略有一些较为可信的历史素材和依据,并非为周代人的凭空杜撰。再依据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资料进行考证得知,夏族早期活动中心位于河南嵩山南北,从而对姜亮夫先生早年阐发的"冀州即九州"说提出重大质疑。战国时期《禹贡》《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等文献中名称具体化的"九州"是以战国时期存在的几个大国、古国为基础,其和"禹画九州"的传说毫不相涉。关于"九州"的讨论,众多学者往往受前期研究的影响,先入为主进而得出结论,这种"走出疑古时代"错误理论误导下的盲目信古、复古,必然给中国古史研究造成一系列新的混乱,极不利于"禹画九州"传说之后诸多真实历史信息的科学揭发。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徐中舒先生的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并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运用"澄滤"说和"素地"论对于上古时期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更具科学和理性。"古史三重证"的方法论为"澄滤"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晋语四》“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考辨

《国语·晋语四》所载一段“古说”自秦汉后颇受重视 ,近年来尤甚 ,在古史研究中影响甚巨。该篇乃纵横家之言 ,不具有“史”的成分 ,与《诗》、《左传》、《国语》其它各篇所载传说存在许多矛盾。“信”了这一说就否定了更古的说法。分清文献中古史传说的源流和简单“疑古”不是一回事 ,确定“古说”源流、判别其史料价值乃是古史研究的前提。     

《古史辨》评议

在今日批判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应让大多数人了解《古史辨》的成果和精神，同时要端正方向，克服其破伪有余，立新不足，忽视求真的缺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符合古史传说的发展规律的。但运用不当，真实的古代历史就完全成为不可知者。分析古代传说的真实性，要与神话严格分开，并注意传说本身也有各种不同性质。“五帝”的本义，是用以表现未有朝代以前的历史时期；战国后期，泛称的“五帝”才逐渐坐实为五个前后相承的帝王。五德说与三统说各有其依据和来历，但都与古代的实际历史无关，而为战国时人以当时流行的思想比附于古代历史。老子为老聃。《老子》一书因老聃而得名，而其书晚出，非一时一人之作     

徐中舒先生读古史方法的一些启示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一书是对中国自史前至战国之整个先秦时期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概述,浓缩和代表了徐先生毕生对于先秦历史问题的主要见解.该书中多处谈及古史传说时期的问题,特别能反映徐先生在读古史时的一些方法上的特点.而这与当前古史界在传说时期历史问题上的讨论很有关系,值得我们注意.     

“三才皇”与“五色帝”——巴蜀的古史体系与古老信仰

[摘要]“三皇五帝”是中国上古传说时代帝王与先圣的合称,关于这一概念的指代、内涵和文化特征,中原和巴蜀文献皆有记载但各有不同。“三皇五帝”一词始见于《周礼》,但“三皇”“五帝”具体为何,自西汉以来众说纷纭。中原“三皇五帝”虽有不同说法,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三皇”以产生方式演变来划分,“五帝”则是依血缘关系、功德高古来联系。在中原“三皇五帝”体系外,地处西南地区的巴蜀,也有独特的“三皇五帝”系统：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是为“三才皇”;五帝即“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五主,或“赤帝、白帝、黑帝、青帝、黄帝”,是谓“五色帝”。“三才皇”代表了“天、地、人”三才一统的哲学观念,“五主”代表了西南地区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的文化形态,“五色帝”则与巴蜀大地流行已久的“五行”观念、“五方”意识、“五德”价值密切相关,表现了气吞八极、涵盖四方、形上形下、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情态。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城遗迹考古研究(上)——兼说与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古城遗迹比较

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建筑学等有关方面的资料综合研究,认为远古时期三峡地区已有了城市的雏形。上古时期,三峡地区的城市多用“栅栏”来作为防御,从而代替了“城垣”,建筑形式独特     

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l一2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上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1923年顾颉刚先牛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从而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占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     

《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简介

<正>由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于2010年12月立项,经过近5年的努力,前期成果《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于2015年10月出版发布。丛书学术委员会由李学勤、裘锡圭、林沄、晁福林、朱凤翰、宋镇豪与清华历史文献专业的教授构成,作者以年轻学者为主。《系年》是一部未见于文献记载的先秦史书,填补了先秦史书体例的空白,是重大发现。     

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炎黄历史和年代研究为核心的“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2003年以前．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学界主流认识,而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其历史和文化在考古学的“仰韶时代”仅是极少数学者的认识。2003年王先胜在网络发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现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式微,而“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和认识。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轮廓与框架,目前可以通过《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等几个简表来了解与把握。     

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炎黄历史和年代研究为核心的"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2003年以前,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学界主流认识,而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其历史和文化在考古学的"仰韶时代"仅是极少数学者的认识。2003年王先胜在网络发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现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式微,而"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和认识。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轮廓与框架,目前可以通过《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等几个简表来了解与把握。     

论《路史》女娲历史化的建构历程

汉代以降,开始出现伏羲、女娲、神农并称为三皇的说法。即便女娲以女帝之姿立为三皇,冲击了古代男尊女卑的价值观,进而撼动自古帝王皆为男性的正统性,至唐司马贞乃进一步将羲、娲、农三皇补入正史。此说延续至南宋罗泌《路史》,更加彰显女娲为女帝的形象,将女娲尊为"女皇氏"与"皇母"。该文先阐述《路史》之前女娲创世神话古史化的历程,进而对比《路史》中女娲历史形象的转变,藉此厘清"女娲"挟有"女性"的性别符号,由神话人物转变为历史帝王的思维理路,同时也阐述罗泌如何在女娲的记载中,进一步熔铸了道家的阴性哲学与道教的女官文化。     

召公采地考补证

关于召公采地的位置,李学勤先生在《青铜器与周原遗址》一文中曾有专论,认为在今岐山西南的刘家原一带,其论据,一是文献有关召公采地的记载,一是距文献所谓召公采地召享村不远的刘家原曾出土召公玉刀。如果召公采地的大致位置可以推定,对于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寻找召公的遗存,遗物将具有指导意义。因为迄今在田野考古中还没有发现西周诸王及大贵族的陵墓,而一旦有所发现,其意义将不言而喻。近日翻检书刊,略有心得,可补证李先生立论,故从考古学与青铜器方面阐发一二。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中国艺术考古学奠基于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及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即遗物和遗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功利性、多样性等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