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种新文化观而出现的,其实质在于突破“夷夏之辨”的束缚、重新定位中西文化,重心在于引进西学。这一特点使“中体西用”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内在的活力,处于动态演化之中。论者对西学之“本”的积极探讨,使“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终于导致了“中体西用”这一论式的分化     

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 ,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近三十年来“中体西用”研究

近三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夕研究主要集中在：该思想的提出问题;肯定其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思想的主要消极认识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今,学术界逐渐转换视野,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开创比较角度的探讨;否定该思想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突破“中体西用”不变论,提出变流论;以中国近现代化关系为视点;基于文化、教育视野等方面的新趋向。当然,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不足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中体西用”再论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模式和原则,它的提出迈出了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一步.但"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许多改革活动,都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相对于主张民权、民主,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中体西用"论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文化资本"一词很有启发意义,借用"文化资本"概念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的陨落,有益于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理解,洋务派的新型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对传统文化资本形成了第一次强烈冲击,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本陨落的初始阶段.     

向“中体西用”的本义回归

近三十年学术传统的重建与回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新三届学人,即1977、1978、1979级的大学生,入校后,下意识的责任就是拨乱反正,重建学术史。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的师生提出重写近代史;中文系章培恒先生、骆玉明先生在重写文学史;1983年,吴晓明等七君子在桂林发难,也是要重估哲学史。大家一开始就有学术重建的企图,是因为面对的是一片思想废墟。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重建过程并没有结束,也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完成。而且,我们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看当代学术史,仍然是把它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因而,这三十多年的学术重建,其实也是     

评李泽厚、黄仁宇不同的“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与黄仁宇两位学者的“西体中用”论各不相同,它们各有一定相对合理的内容。但传统体用哲学已趋终结,均不适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而必将与其他体用说一起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     

亦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其论述历时既久、数量亦多。笔者在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对此萦怀多日而似有所得,现试就此求教方家。 一、第一批评者为谁 长期以来,严复以牛体马用为喻作为“中体西用”的第一批评者已成不争之论,并被载入各类相关教材之中,但实为大误。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已指出,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第一批评者应为何启、胡礼垣。他们在成书于1898年的《新政安行》中写道: 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其本为嘉禾,则其未必不为粮莠。其本为粮莠,则其末必不为嘉禾。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谓其有是体,因而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异者而言,谓其体各为体,用各为用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其体为羽翼,其用则为冲天;其体为鳞甲,则其用为伏地(郑大华校点:《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全     

“中体西用”论平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简称中体西用论)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某些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曾经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如我们不能对洋务运动简单弃置一样,对“中体西用”论也有必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考析和批判。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论“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

历史表明,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中体西用"正是接纳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它达到了时代的理论高峰,不仅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必要途径和过渡环节,也是当时中国现代化走向西方化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旗帜。     

戴望舒诗歌创作转向论

戴望舒的诗路大体呈现两条线索:一条为思想线——由对政治的亲近到疏远再到投身;另一条为诗艺线——由格律到意象象征到超现实再到半格律。二者以影响——“影响的焦虑”——反影响为共同表征,似乎走的是一条“循环”之路。但毋庸讳言,这一过程中戴望舒认清了自己并日臻成熟,尽管诗人过早离世为诗坛留下了些许“设若”。     

试析“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18世纪在西学冲击下产生的,是晚清统治者的一种适应社会历史环境的经世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做出一定贡献。但是这种思想在其理论上有局限性。     

再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

“体”与“用”本来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它同道与器、本与末等范畴一样，被用来表述本体与作用的关系。在近代，体用、道器、本末等常常被洋务思想家以及某些维新思想家用来表述对中学、西学关系的认识，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最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1865年，李鸿章更明确地阐明：“中国文物制度退异外洋淀征之俗，所以到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未，如…     

论京派小说家的文化心理结构

正统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使京派小说家在心灵深处与传统文化产生了浓烈的依恋情感 ;中国文化的内倾性格导致了京派小说家中庸、和谐、节制的文化心态 ,形成了“入世”和“出世”既对立又统一的文化性格     

论孟子之“礼”

在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孟子作为儒家主流派心目中的"亚圣",对其贡献良多。孟子所述之"礼",是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仁""义""智"并列为孟子本人所倡导的"人之四端"之一。它既是对儒家奠基者孔子之"礼"的传承,又多有孟子本人的独到见解。具体地探讨孟子之"礼",有助于更好地解读与弘扬中华"礼"文化。     

唐代新罗“西学”风尚盛行的原因及文化作用

新罗是与唐关系最为密切的邻邦,在唐近三百年历史进程中,新罗朝野形成了日渐隆盛的西渡求学风尚,这种社会风尚对新罗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文学艺术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依据中韩有关文献,对新罗“西学”风尚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作用略作考述。     

张之洞与晚清“新学”

在晚清新旧学更替的历史进程中 ,张之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张的立场是“先新后旧” ,但深入剖析张氏由旧趋新的学术思想历程和他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 ,则不难发现他于“新学”的一贯原则始终未变 ,尽管由于时势的变化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在新学制的创设和推行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