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初探

刑事诉讼目的的确立和实现,决定刑事诉讼活动的方向。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应该是自由与安全并重的价值取向。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应该确立一些相关的制度和规则。应实行无罪推定,这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应确立沉默权制度,这有利于刑事诉讼双重目的的平衡和实现;应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有利于司法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办案能力。     

走出价值选择的困境--论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相对工具主义价值主张,以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平衡主张,均不可能正确解决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问题.刑事诉讼价值冲突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中突.确立"人权保障优先"和"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宪法精神、推动刑事司法文明建设、走出价值选择困境的必由之路.     

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冲突与平衡

将社会学中的冲突概念引入刑事诉讼领域,会发现刑事诉讼中存在国家--被追诉人以及被害人--被追诉人两对主要的冲突关系,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归根结底是冲突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平衡机制.近年来,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基于冲突关系的存在,被害人权利的扩张必然会限制被害人权利的范围,为了保持控辩平衡,被害人力量的加强又必然对同为控诉方的国家公诉权产生制约.在设计被害人保护制度的过程中,应根据刑事诉讼各阶段的特点,尽量平衡三个冲突主体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模式向现代型刑事诉讼模式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模式与现代型刑事诉讼模式之间在主体构造关系、事实认定机制和程序运行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在当代中国,在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市场经济的语境下,我们应当遵循在传统继承与法律移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诸价值理念中寻求平衡的理论路径,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变。     

伦理学视野中的刑事诉讼文本及再修改

刑事诉讼法律文本的伦理学考察对增进该法律的伦理正当性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评判与观念牵引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文本过分偏重整体价值而轻个体价值,偏重安全价值而轻自由价值,偏重实体正义价值而轻程序正义价值.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保持法律文本价值向度之间的生态平衡,其伦理品格塑造以程序正义为核心,新型伦理道德体系建构以平等正义为基轴,坚持刑事法治的正义保障机制与新型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的持续协调发展.     

人权保护视野下的刑事诉讼程序价值

人权保护与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存在着密切联系。刑事程序权力的行使过程很容易伴随着侵犯人权的可能,尤其是被公认为人权保护最后屏障的司法审判权对人权的侵害会成为所有侵犯人权行为中最大的侵害。在国外,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工具主义理论、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经济效益主义程序主义理论。在国内,主要有工具性价值优先论和价值层次论。为了保障人权保护下的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实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首先,需要确立刑事程序价值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裁判者中立原则;其次,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程序性救济制度;最后,将人权保护入宪问题,即赋予被告人更多的程序性权利,并将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写进宪法,并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从而达到以宪法基本人权的高度来制约权力的目的。     

信息化时代刑事诉讼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广泛运用,在给刑事诉讼带来便利和高效的同时,也对刑事诉讼的理念原则、规范制度和司法实践带来问题和挑战。对理念原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与程序正当原则的冲突,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挑战和对控辩平等原则的影响;在规范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滞后,使信息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缺乏法律的规范和指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司法信息化建设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实务部门缺乏适应信息化需求的专业技术和专门人才。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应科学界定信息化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时增改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刑事诉讼中对信息技术运用的监督和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重视司法信息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和整体协调,重视公安司法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和专门人才培养。     

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及其处理

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在一般情况下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诉讼法律关系。但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会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交织。在两种诉讼交织的情形中又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不仅交织而且冲突,在交织与冲突中有时行政诉讼是刑事诉讼的前提,有时刑事诉讼是行政诉讼的前提;另一种是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只交织但并不冲突。对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形作不同的处理。     

沉默权的价值和实现

沉默权是由于刑事证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合法与否而引发的一项权利,对沉默权的态度反映了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选择,在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即自由价值和安全价值中,沉默权作为一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制度,体现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沉默权价值的探讨,比较了我国和世界上有沉默权制度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价值选择上的不同,论述了有关沉默权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和现实问题,展望了这一制度在我国实现的可能性。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平衡

实现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平衡是刑事诉讼演进的必然规律.在我国,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确认,从而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平衡奠定了基础.但在具体诉讼舷权利的保障方面,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失衡的现实困境依旧存在.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失衡之根源在于:价值目标的冲突,利益结果的冲突,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益的冲突.为实现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平衡,应寻求平衡之法,达成动态中的稳定、适度平衡.     

论刑法价值均衡——兼述人格导入定罪的理论基础

刑法的价值应当包括正义、自由和秩序这几个基本价值。前期古典学派以自由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后期古典学派以正义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实证学派以秩序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却都忽视了刑法的其他价值。因此,刑法理论应当同时体现刑法的三大基本价值,即保持刑法价值均衡。以自由和正义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定罪时会强调行为因素,以秩序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定罪时会强调行为人因素。追求刑法价值均衡在定罪时必然要同时考虑行为因素和行为人(人格)因素。     

论我国刑法中善与恶的偏重及均衡发展

刑法的善表现为对自由的保障和对秩序的保护,刑法的恶表现为对刑罚权的限制和对自由、财产、资格和生命的限制或剥夺。在刑事法治视阈中,刑法的善与恶及其结合具有均衡性,而我国刑法中的善与恶及其结合却表现出了偏重性。因而,实行我国刑法的善、恶以及善与恶结合的均衡性,对构建刑事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给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刑事法律的适用客观上存在一个解释问题,即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在合法性问题上,又存在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就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论述了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的实际功能。     

刑法谦抑性思想溯源

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州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通过对刑法谦抑性的溯源可知,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方式的思考

自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人权保障思维导向日渐明显,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之间的逻辑顺序逐渐成为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探讨的重点。加强对于刑事诉讼活动中强制措施的监督十分关键,强制措施通常包括三类：对人身自由权的强制措施,对物的强制措施以及对公民隐私权的强制措施。我国目前法律仅明确规定了关于人身自由权的强制措施,其他强制措施仅仅只有侦查机关内部监督,而且监督方式较为单一,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相比较,我国强制措施监督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刑法谦抑之本质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是一种理念、思想或精神。     

论罪刑法定的宪政维度

作为宪政精髓的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生俱来的实质内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通过刑法的契约性,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正好契合了宪政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刑事法治在宪政框架内获得了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构建违宪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