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语文“课改”的特色之路 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文学素养的提高就如同爬山一样，需要用心、努力和坚持不懈朱熹的《观书有感》，是一首借景喻理的名诗、全诗以“方塘”作比，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池塘并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常有活水注入,因此像明镜一样，清澈见底，映照着天光云影。特别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两句。借水之清澈，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补充新知。所谓“源头活水”，是指书写者内心的不竭艺术灵感，文学素养的积累更是如此。文学素养是一种内在的修养，依靠的是一种内隐式的学习，是依靠学习者主动内化知识的过程完成的。大多数文学素养高的人，都是心态平和的人，都是心胸开阔的人，因此要想修文学，必须先修心境。     

如何培养学生作文创新能力

俗语说:人贵直,文贵曲。作文教学如何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写出有新意的东西来,这是每位学生在写作中困惑的问题,也是每位语文教师常思考的问题。传统的作文教学,由于采用老师出题,学生闭门造车的模式,学生读书少,生活单调、枯燥,缺少阅读的积累,也没有生活的体验,生活视野狭窄,阻碍了学生创新思维与作文创新潜能的发展,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缺乏新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长期的作文教学中,如何去培养学生写作创新能力呢?我觉得创新的作文首先应有创新的思维,以培养想象力为抓手,才能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进而提高作文创新能力。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     

《辞源·载酒问字》注释欠妥

修订本《辞源》等四册3022页“载酒问字”条注释云: “《汉书·八七下·扬雄传·赞》:‘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又:‘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后世传为博学高名的典故。”按:此条注释欠妥有二: 一,书证引文颠倒史传人物行状事迹,以牵强符合成语“载滔问字”之次第,而不符合史传原貌。考《汉书》原文,“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事在前,而所谓“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事在后,当依史传原文次第引证为好。引两处书证之后,宜加说明:“后人合二事为一语,作‘载酒问字’。”     

校点《楚辞新注》记

《楚辞新注》八卷,清屈复撰.屈复,字见心,号悔翁,晚号金粟道人,清雍正乾隆年间陕西蒲城人.《弱水草堂诗集》马璞《序》谓“悔翁楚系而秦,年二十五东游,流寓于郯子之国,历齐鲁吴越燕赵之郊数十年,孤贫且老,更滞迹蓟门。东阻海涯,西望渭水,关山夕阳,凭吊何极”.《蒲城县志》谓屈复“才高而隐于诗,年十九,县试童子第一,忽弃去,邀游豫齐燕赵吴     

断章不足取义

修订本《辞源》二册1303页“摩厉以须”条,正体注释之后云:“也作‘磨砺以须’。唐·白居易《长庆集·六十·因继集重序》:‘更拣好者寄来,盖示余勇,磨砺以须我耳。’”按:书证引文割裂,斩头去尾,且标点有误,致使语义不明。就上列引文,看不出主动、被动关系,究竟是谁责令谁更拣何物好者寄来,何人示其余勇可贾,何以‘磨砺以须我耳’之意。兹录原文:“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     

试论“汉纪”的史学价值

东汉末年荀悦撰《汉记》,自谓是“约撰 旧书(即《汉书》),撮叙表、志、总为帝纪, 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凡《汉 纪》,其称‘本纪’、‘表’、‘志’、‘传’者, 《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粗表 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也。”(《汉纪·目 录》)就是说,他的《汉纪》,不过是用编年史的写 法,将《汉书》表、志、传中的材料,按照年月 顺序,简约“通比”,归总为帝纪而已。就连史 论,也有不少是抄自《汉书》。历代学界,也认 为《汉纪》仅仅是对“班固旧文,剪裁联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7),“删取其要”(《…     

“传统”新论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发表了青年哲学家甘阳的文章:《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其中论述了“传统”这概念。文章说:“以往的通常看法实际上多半把‘传统’与‘过去’等同了起来。……这就是说,‘传统’只不过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过去的人,过去的事……以至过去的一切”。文章接着说,“这种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观     

骥老乎?老骥乎?

修订本《辞源》第一册181页“伏历”条,书证之二云:“《宋书·乐志·三·魏武帝(曹操)〈步出夏门行〉诗‘骥老伏枥,志在千里。’一作‘老骥。”按:书证引文为曹操名作佳句,壮怀激烈,颇见雄心。诗句已演为定型成语,为历代人们述志、评人时所乐用,且每及此语,亦必想见当年曹操之雄才大略,奋斗不息之伟烈。唯词只作“老骥”,而非“骥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至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于卷五四收载此诗亦作“老骥”。1979年11月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即据前二书而作“老骥”。至于     

李白第一次赴长安的取道及其在长安附近的行踪

关于李白第一次赴长安,一般都认为是开元十八年。为什么是开元十八年?郭沫若氏《李白与杜甫》依据太白《与韩荆州书》中有“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推算得出的。安旗同志复据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玉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作为补充。不过《与韩荆州书》作于开元22年,这时太白34岁。郭氏所引,乃言将33岁以前写成的文章”历抵卿相”,不一定指33岁这一年历抵了卿相。至“卿相”一词,似泛指一般     

论儒家的境界观

<正> “境界”一词如何解释,可能多种多样。据《辞源》上说:“《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是“疆界”的意思。另外一种意思来自佛教。《无量寿经》上说:“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是说人所达到的一种修养境地。我们所讨论的“儒家的境界观”是就后一种意义说的。     

历尽沧桑华自芳-读陈忠实先生《七律·和宁夏张其玮先生》

《白鹿原》出版后,宁夏张其玮赋诗一首,高度评价其书.陈忠实和七律一首,诗中陈述了自己面对荣誉的一颗平常心及《白鹿原》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原则,“拭目扪心史为鉴”,使该书终有突破.陈忠实怀着感时忧国的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挚爱,矢志不渝,不断努力,这是作者的创作追求和人生理念,也是《白鹿原》最终成功的原因之一.     

“哀毁骨立”,注释有失

修订本《辞源》一册第509页“哀毁骨立”条,注释云: “因亲丧悲哀而瘦损异常,如仅以骨支拄身体。晋王戎和峤同遭亲丧,司马炎(武帝)对刘毅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见《世说新语·德行》。”按:此注释失误有二,可商者一。请分项述之。 1、书证并非语源。《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虽与《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403—444)同为南朝宋人,但《世说新语》所述乃晋人事,故居后。《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此为语源,而《世说新语》为定型化。书证当先引《后汉书》,后引《世说新语》为当。 2、概述《世说新语》书证,并非“晋武帝对刘毅说”,恰相反,乃是刘毅(字仲雄)回答晋武     

包拯诗“仓充”句释义

史称包拯“不善诗文”,流传至今的诗作,仅《书郡斋壁》一首,但影响颇大,历为人推重。其诗通俗易懂、明白如话,故而罕有作注者。近翻朱世英、高兴《古人笔下的安徽胜迹》一书,见合肥条下附有包拯诗并注。细品其注,甚觉“仓充鼠雀喜”句释义不当,笔者不揣愚拙,试就此句释义发表一点浅见。朱世英、高兴注云:“鼠雀:代指盗贼。句谓仓库充实、货物丰盈,盗贼便会乘机活动。”按照这样的解释,仓库充实、货物丰盈,竟成了盗贼活动的导因;那么倒过来就会得出仓库空虚、货物匮乏,反而能使社会安定的荒谬结论。因此,我们说     

敬夫考辨

汪日桢《南浔镇志》有一处保存了《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的三首诗,前书“明陈忱敬夫”。顾颉刚先生遂据此下按语道:“据此,可知其字为敬夫。”(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水浒续集两种序》)迄今学术界多种著作采用了这一看法。如近年来再版的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八一年版《水浒后传》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九八三年出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都写作: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其实,这是不可靠的。首先,汪《志》本身,涉及陈忱的即有数处。如卷十二陈忱小传引范颖通《研志居琐录》谓:“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卷三十五“著述”中有:“陈忱《雁宕杂著》,《雁宕诗集》二卷。”而写作“陈忱敬夫”的只有一处。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应收条目而失载

修订本《辞源》二册1256页“拾人涕唾”条,释义并举书证后,又云:“也作‘拾人唾涕’、‘拾人唾余’、‘拾人牙慧’”然后只举了“拾人唾涕”书证,其余两项未举书证。按:“拾人牙慧”为今日常用成语,其使用频率远超过其余三式,宜另立条目,单独释义,并列举书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曰:‘康伯未得我牙后慧。’”殷中军名浩,东晋人;韩康伯,浩甥;牙后:言外;慧:聪敏;听人议论或读人文章而后变得聪明;今多以拾人牙慧喻抄袭他人文章或改头换面套用他人言论。后人亦多用之。清·袁枚《小仓山房集·寄齐方伯书》:“著书立说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赋诗作文,都是自写胸襟。”如此看来,书证及特定含义俱在,今人仍常用之,《辞源》修订本理应收载,并另立条目,便于检索。     

唐诗中的鉴真

鉴真作为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近年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者多侧重于宗教、历史以及艺术、医学等,运用文学资料独辟蹊径者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藏中进较早注意到唐诗与鉴真的关系,指出唐人皇甫曾《赠鉴上人》实系送别鉴真之诗。这一独创性阐释,不仅对传统的鉴真研究形成冲击,而且也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佳话。本文在吸收和扬弃藏中进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祐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纠正了藏中进的某些观点,补强了藏中进学说的部分环节。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