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哲学与中国艺术思想

先秦诸子在阐明哲学主张的同时,往往引譬设喻,其目的很少直指艺术,却流露出极为深刻的艺术思想,影响并左右了中国艺术思想体系的确立和审美特征的形成。梳理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其对艺术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艺术思想发生发展的脉络,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艺术。     

“百家争鸣”是如何走向“思想一统”的——以战国及汉代典籍评先秦诸子为视角

举国文化之昌盛、影响之远莫胜于先秦诸子,对于先秦诸子的起源有三种解释:荀庄的"诸子出于道散天下论",淮南王的"诸子出于社会需要论",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通过对诸子起源的探讨,可以看出诸子思想的真实内容、特征与分歧。而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和韩非、吕不韦"诸子为乱"应"主一"之说,正可以显示出先秦至秦汉思想脉流如何逐渐由"百家争鸣"走向"思想一统"的秘密。     

名辩思潮与先秦诸子散文的美感特征

名辩思潮是影响先秦学术界的一次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以往研究名辩思潮多注意到其在哲学、逻辑学上的成就而鲜有人关注其在文学上的意义及影响。先秦诸子散文所取得的成就和文学价值与名辩思潮所倡导的论辩风、论辩术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名辩思潮这种影响在先秦散文的美感特征上体现得尤为显著。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论先秦诸子的“尚武”思想

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尚文”,其“尚武”的一面往往为学界所忽略.事实上,先秦的尚武之风浓烈,先秦诸子的典籍也包含着尚武的思想,儒家尚勇尚战尚兵,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尚兵,尚以弱胜强,崇侠;墨家重强重力,诛暴戾,任侠,非攻;法家重力,重刑法,重耕战,以器制暴,把战之力、法之力和国之力融为一体.几家尚武思想都旨归于“崇使尚义”,对后世思想影响犹存.     

复古思潮与先秦诸子的悲剧意识和悲剧人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古思潮，将被遗忘的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英雄圣贤又推向精神舞台的前沿。对英雄圣贤政治和道德的极力赞颂，使得当时大多数文人对英雄圣贤产生了宗教般的虔诚和膜拜。这种膜拜，不仅极大地阻碍着文人对现实社会政治和道德的认同，形成了他们和现实社会的对立，而且也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性格，支配着他们为理想、道义而无视贫贱祸患，明知不可行却坚持不懈，促使着他们走上了悲剧人生的道路。同时，由复古思潮影响而形成的强大的保守势力，在围剿革新思想时，也将革新派文人选到了人生悲剧的境地。     

论希腊哲学和先秦哲学知识观的差异

西方知识论源头可追溯至希腊时期。希腊哲学和先秦哲学对待知识的态度都非常严肃,但二者存在三点显著差异:其一,关于知识本身,希腊哲学注重知识的定义,先秦哲学只是讨论了知识的来源、种类以及求知能力与外物的关系。其二,关于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希腊哲学强调知识的基础性价值,先秦哲学则更关注德性本身。其三,关于获得知识的方式,希腊哲学注重理性思辨,遵循一定的论证方法,先秦哲学则没有一定的论证方法,注重直观体悟。因此,先秦哲学的现代转化不能生搬硬套传统西方哲学的模式,但可以借鉴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方法,揭示许多隐而不彰的问题。     

中国先秦诸子教育思想对俄罗斯的影响——托尔斯泰与先秦诸子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与我国先秦诸子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入手,透视出中国先秦教育思想家们对俄罗斯19世纪末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对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大影响和作用。     

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不仅儒家极力推崇,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适应战国末期大一统的形势要求,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虽然其理论没能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在秦亡汉兴之初备受重视而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如此促使汉代的学者更加主动地从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刘安全面仿效《吕氏春秋》而作《淮南子》,董仲舒重新整合各家思想创立了"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论。"王道"思想诞生以来,深深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实践性、地方性与文化多样性——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下的中医学

中西医学是人类在各自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风格的知识体系,它们带有自身的文化烙印。因此,在西方科学主义和西方现代医学占据主流的今天,倘若我们跳出科学主义的窠臼并进行视域的转换,我们就不会在中医科学性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在科学实践哲学的视域下,我们可从＂实践性＂、＂地方性＂、＂文化多样性＂等维度阐释中医学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中医学其实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另一种描述世界并与其打交道的有效方式,是另一种科学文化的范式。     

论先秦“水”的哲学意蕴

“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隐喻,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时期,“水”的哲学意蕴主要体现在宇宙论、人生哲学、人性论、政治哲学这四个方面。“水”不仅是世界的本原,还有人格化、伦理化的特点。     

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

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君王和大臣(如武王、周公),也包括那种以其思想学说救世的布衣之士。出现这种将"圣人"范围扩大到民间无身份人士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绕开了那些垄断宗教资源的天子、诸侯、宗子们,而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方向寻求突破,来实现他们"救世"的宏伟目标。始于春秋末期的"圣人崇拜"思潮正是中国经学孕育的温床。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将孔子学说与先秦所谓显学的儒、道、墨、法四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孔子确定为诸子之中的一子;代表他思想的不是《论语》,而是"六经";四家所谓显学与孔子学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侧重强调了孔子学说中的某个或某些部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对诸子学说的求同,而不应该只是求异.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孔子所说的“儒”与后世所说的儒家不完全相同。孔子的学说虽以仁义道德为核心 ,但又是重视礼乐行政之统一的。孔子的继承者所接受的不是孔子学说的全部内容 ,而是其中的某个或几个方面。孔子的学说与当时的所谓显学的思想基础皆出于六经 ,孔子又是其几千年前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学说与诸子的学说不应该是等肩并立的     

“阴阳”张力与战国诸子气观念的历史维度

战国时期,阳阴消息被视为天地大化的规律,诸子以阴阳二气来阐述天道、社会与人生,把阴阳消息之变及其运转机制之常归结为气的机理,阴阳二气包含着对立与迭运,相互构成张力而相反相成,阴阳两极的相互作用与自然和人文紧密关联,由此形成天人相应的战国气观念体系。战国诸子气观念的主流是与所谓天道秩序挂钩,而与宗法分封制脱钩、与人心脱钩。宗法分封观念下沟通天命神权和人心的阴阳之气,更变为系联天道秩序和功利的纽带,这是在时代剧变中对天人关系的重构,实际上诸子所论天道主要从人事中悟出来,这个天道秩序其实也是一种天命,是不受人心影响的自然天命。作为战国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想,诸子气观念为中国古代天道和人事一致的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繁盛与两汉诸子的衰落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诸子之学在经历了先秦空前的繁盛之后,于两汉走向没落。诸子学之所以衰落于汉代,统治阶级的好尚与子学的盛极必衰是主要原因,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个方面上的刺激,最终导致了诸子之学不可挽回的没落之势。     

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突破”及其文化精神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两次大的＂哲学突破＂。经由这两次承前启后的＂哲学突破＂,逐渐形成了以疑天惟人、因革变易、德刑相合、保民惠民为主要内涵的中国文化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之魂和赖以生存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地方性知识与廉政文化建设——论“白菜碑”的廉政精神与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因其特殊的知识观念而更具道德教化功能。江西铅山的"白菜碑"讲述的是知县笪继良廉政爱民、廉洁自律的故事,配之以"鹅湖书院"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铅山丰富的廉政文化之地方性知识。挖掘其当代价值,对于提高廉政教育的效果、推动当前中国的廉政建设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