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儒家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思想初探

儒家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思想是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主流.它对于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正面效应.儒家的以礼为法,以德为法和重视人治以及综合治理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和行政工作都有所启迪.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合理成分,批判继承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元化社会治理理论,完善社会主义行政制度,对于社会的安定,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论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换的思维向度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建设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必要系统地发掘中国传统家训思想中的政治伦理资源。要使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其致思取向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思维向度变化,即由“工具理性”优先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由“主体伦理”优先到“主体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由人治到德法并治。这是家训政治伦理传统资源现代价值转换的理论前提。     

“法治”需要相应的道德支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德”“法”相济的一种典型模式 ,即礼治 ,其系统的法律制度不仅脱胎于道德规范且以之为依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法治与德治的具体思想内容都不是传统的简单沿续 ,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使之彼此协调、相互支持     

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现代解读

人治、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差异取决于是否以宪政为基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难处境,德治以善良人性论为基础,法治以邪恶人性论为基础,而两者都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意义。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论传统伦理对传统行政管理的消极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具有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明显特征。它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内容、德治为核心的完整的价值体系 ,由于我国传统伦理由家庭伦理化育而来 ,又扩大为政治伦理 ,因而我国传统伦理对传统行政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政治、政治伦理使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道德化 ,它不仅使传统的行政管理缺乏科学性、稳定性 ,同时影响了传统行政管理的公正与效率 ,极大地牵制了传统行政管理的发展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治主义传统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自然经济是人治主义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法治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治国理念从人治到法治的彻底转变。     

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治理的根本途径

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治理的最基本保障,更是实现社会和谐治理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手段.当前我国在法治建设上的不足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治理的实现,因而必须采取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培育民众的法治观念、,完善社会监督等途径,促进社会的和谐治理.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及其化解路径

友爱是一种德性，具有独特的伦理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友爱的支撑。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并寻求其化解路径。当前，传统纯私德领域的友爱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功利性突显使友爱表现出不稳定，社会阶层的分化影响了友爱的维系。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友爱危机，伦理共同体的建立则是一条化解危机的有效路径。     

“德治”与“法治”传统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过去曾有儒、法斗争贯穿始终之说。而学者们则更多地认为儒家道德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最具核心意义的精神。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儒家与法家互补、"德治"与"法治"兼重,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政治结构,也可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质。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其予以科学分析,能获得多方面有益启示。     

司法不公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确保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 ,司法不公的成因主要有 :宪政体制对司法的保障有不足之处 ;司法权内部制度不健全 ;社会缺乏外部法治环境。相应的治理对策有 :完善宪政体制对司法的保障 ;改革司法权内部制度 ;培育法治化的文化环境     

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传统的反思

本文主要以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视野 ,对现代美学研究加以反思 ,认为“天人合一”所涵溶的整体意识、人文意识和生态意识对现代美学的建构 ,仍具有一种当存即下的美学价值。     

构建和谐社会的传统智慧——从儒学的视域来看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之一,我们应充分挖掘传统的智慧资源。从儒学的传统来看,值得借鉴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天人合一”——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和为贵”——和谐社会的人道原则、“性向善”——和谐社会的人性论依据。     

中国传统行政的善治理想及其现代影响——以黄宗羲为例

中国传统行政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在明清之际达到了它近乎顶峰的极限状态,黄宗羲的善治理论就是它在这个阶段的重要代表。黄宗羲视域中的善治在内容及方式上,都延续了儒家传统主流观点。它在内容上首先要求圣王,即唯有圣王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谓善治实际上就是“不忍人之政”;其次它还将善治的具体内容确定为养民与教民,“养民”就是使民足以事父母及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教民”就是用圣王学说教育民众,使民衣食住行都合乎礼;再次它还主张治理目的是使民皆“至于至善”和“止于至善”。中国传统行政理论的善治理想在现实中还有强劲的生命力,它既表现为行政的强烈伦理导向,又表现为一种主动作为的积极政府观,还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固本兴邦 长治久安——学习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改革中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经济、法律的手段,更需要道德这一特殊手段,强调“以德治国”在目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德治”和“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各有其职能,不可顾此失彼,二者的正确结合,才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固本兴邦、长治久安之道.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依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其必然性法律与道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其理论依据;对我国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是其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其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