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条路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从而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省级空间尺度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产出弹性在0.043～0.057之间;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经济联系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人口数量、城市化率、工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     

福建省县域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1999-2014年福建省县域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福建省县域经济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空间关联分析结果显示,福建省县域经济全局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且相关性呈不断增大趋势,局部地区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福建省县域经济存在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已经成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江苏省创新要素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2008—2017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创新要素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除创新人力要素集聚外,创新资本要素集聚、创新技术知识要素、对外开放水平(FDI)、创新效率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溢出效应的分解来看,创新人力要素集聚、创新技术知识集聚和FDI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而创新资本要素集聚和创新效率则相反,即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重点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资本投入和对外开放制度的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其作用低于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在财政支出既定的条件下,政府不仅要注重短期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更应该注重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     

空间溢出视角下工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使工业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未来如何发展工业经济是关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探究南、北方以往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趋势对疫情后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用2004—2019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和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地理矩阵,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检验工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南、北方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山东省各市之间工业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均显著;与山东省不同,广东省各市之间工业经济发展虽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工业经济发展对两省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即工业经济发展越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     

机场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与先进制造业降成本

作为一种服务于远距离、高时效、开放性运输的交通基础设施,机场网络促进了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对先进制造业降本增效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为了准确评估这种作用,本文基于包含外部性因素的成本函数模型与库存决定模型,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似无关回归、代理控制、工具变量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机场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成本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机场基础设施显著降低了中国先进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一方面,机场交通服务有利于提高先进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先进制造业以增加劳动、节约中间品的方式调整要素比例,降低要素成本。另一方面,机场交通服务有利于先进制造业优化行业库存管理,在要素需求和要素成本既定的条件下,节约企业库存持有和库存成本。此外,机场基础设施对先进制造业成本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空间溢出效应既存在于具有直接航线连接的“相邻城市”之间,也存在于具有类似产业结构的“相似城市”之间。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再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通过计算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指数,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检验了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GDP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城市GDP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地区金融发展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本地区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劳动力投入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1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 981 - 2 0 0 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 ,对几种相对显著的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 ,结果表明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经济效应和溢出效应是明显的 ,应继续实行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 ,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农村基础设施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经验研究的文献对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2种相反的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忽略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利用1997-2008年我国省级农村经济增长数据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法的面板协整估计,研究了农村基础设施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农村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政府在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的同时,还应协调相邻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以充分发挥农村基础设施的最大经济效益,推动当地及相邻地区的农村经济增长。     

工业智能化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3—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空间杜宾以及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效果与非线性特征。研究表明：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果,即工业智能化不仅对本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工业智能化对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工业智能化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陕西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

为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运用LYQ分析框架对2001～2010年间陕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脱钩弹性进行因果链分解并进行指标测评,结果显示,陕西省大部分年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的状态,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小于地区GDP的增长速度。研究认为,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对碳排放增长速度的减缓起到了主要作用,而价值创造弹性是阻碍脱钩的主要因素,因此,陕西省要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在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耗能高附加值的产业上继续努力。     

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发展、旅游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取2000—2017年中国内地除西藏自治区外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旅游发展水平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发展、旅游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直接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需要借助于旅游发展水平这一中介,该效应在多组分析时以东部地区尤为明显。     

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知识和创新分布的区域失衡是导致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呈现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并研究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即区域创新能力倾向于空间集聚,区域创新能力具有空间溢出性,不但作用于当地的经济增长,而且对近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带来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也更强烈.     

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空间相关性与溢出效应测度研究

基于对2006—2010年中国30个省市区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绩效的动态评价,从全局和局域两个角度检验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空间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0年中国30个省域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绩效均有所提高,但5年间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绩效综合得分排名变化不大,地区间发展差距仍较为显著,且各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通过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的建构及测算,发现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其影响下,中国省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空间集聚态势的整体均衡性有所改观。     

技术创新对陕西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检验技术创新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结合1996～2004年陕西省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表明，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来拉动，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挥技术创新的引擎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应当从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三个层面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     

人力资本积累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经典描述。民生问题连着国运，国运昌盛的重要指标是看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为此，从以下角度阐述了几个问题：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国民素质问题；提高素质、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是积累人力资本；改善民生必须先改进“民质”，积累人力资本必须优先发展教育。指出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更是攸关国家兴衰的政治问题，必须加以重视。     

辽宁省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适应程度可以通过建立“推动效应”模型和“拉动效应”模型的方法进行具体测算。经实证分析,辽宁省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辽宁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更是严重滞后于辽宁省GDP的增长。辽宁省应该从资金、技术和结构三个方面来改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     

基础设施对西安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基础设施在西安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引用经典的巴罗模型对西安市基础设施的相关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发现其与中国其他地区有重大差异的是:道路建设和通讯设施建设对西安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而自来水供给和集中供热则对西安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显著性影响,研究结果对于制定适合西安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具有较高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中交通基础设施配置的路径研究

为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基础设施如何进行合理配置问题,利用1999~2016年中国省份层面的城镇、农村基尼系数和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配置密度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交通基础设施密度与城镇、农村和城镇与农村基尼系数差值之间的空间杜宾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分析优化配置的路径。研究认为,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持续创造能力的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交通基础设施向农村地区倾斜配置,通过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有效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是配置的必由路径,这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提供精准的交通资源支持起到了理论指导和决策的支持;在实践方面,应当在农村地区加大二级公路网的建设,适当增加一级路网的建设比例,适当增加铁路、高速公路支线、连接线的建设,通过优化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配置,形成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持续创造能力提升的长效机制。     

FDI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1999-2014年中国农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对中国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FDI对农业TFP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FDI不仅能促进本地区TFP提升,还能促进相邻地区TFP提升;FDI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改进都具有抑制作用;FDI对本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相邻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