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了翁的学术思想

魏了翁是南宋中期蜀中的大学者,自来以他为著名的理学家。然而其青少年所学及在鹤山书院所教授者实为记览词章之学,尤其晚年撰著《九经要义》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更与理学家的探求义理的思辨方法完全异趣。在理学成为时代学术思潮之际,他与理学家交往,并受影响,但在基本的理学观念上不仅与正统的程朱学派不同,还持以批评的态度。他为理学创始人向朝廷请求赐謚并取得成功,这仅是政治活动性质,并不具学术的意义,因此文章详细梳理魏了翁交往的理学家及其交往过程中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证明不能以理学概括魏了翁的思想,他亦非典型的理学家。     

南宋时期名节观的三重形态及其政治特征

作为宋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名节观在南宋时期从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其政治特征日趋鲜明,展现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三重形态。南宋学者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目标,通过对君统、臣节的弘扬,以不主和议为要旨的名节观在士群体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南宋中后期,名节观的政治内涵更加丰富。为阻遏权臣政治,理学家大力倡导直谏勇退的政治风范,士人的出处之道和进退之节被视为社稷存续的重要保障;在基层社会中,重义轻利的名节观被引入了政教体系,并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规范给予具体阐释,其导向作用对以后历代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周易本义》与宋代理学的《易经》阐释

《易经》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宋理学家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辟佛破老,创为新说。从北宋中期理学初创到南宋的一百多年里,理学家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渐趋深刻,《周易本义》是这一认识变化过程的反映。在这部著作中,朱熹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     

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唐鉴》: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本文对理学家之史和史家之史作了区分,指出:理学家之史以义理为最高价值,史家之史或兼考虑成败价值;理学家之史主张以义理衡评历史,史家之史重视以"势"之方法理解和诠释历史。从学术渊源看,范祖禹受到史家司马光和理学家二程的双重影响,这大体上造就了范祖禹《唐鉴》的过渡性品格。从文本内涵看,范祖禹之《唐鉴》虽确立义理为其评论历史的方法与最高价值准则,但表现出的义理水准又颇有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史家以势观史的方法论,但又未能较好贯彻。《唐鉴》的诞生,体现了理学对史学的渗透,及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元代新安理学的《易》学思想

在由宋入元的第一代新安理学家当中，能以《易》学名世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当属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他们的《易》学研究几乎完全禀承了朱熹的思想与体例，以羽翼朱子之学为职责，这样出现的一个弊端即是形成了固步自封的学术局面，因而缺乏了创造性。而以郑玉、朱升、赵污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安理学家，他们转益多师，门户之见也相对淡薄，这使得他们的《易》学研究各具特色：郑玉倾向于以心学解《易》，而朱升则极重图象之学，赵游则倾向于性命义理的阐释。这种分化打破了以“二胡”、陈栎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安理学家在《易》学研究上唯朱是宗的局面。     

山林与庙堂——道脉官脉一体化与中国古代书院的选址逻辑

书院远离尘嚣的选址理念与"士人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似乎背道而驰,然而,看似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背后却有其合理且深刻之处。通过对道脉官脉一体化进程及其影响的分析,揭示由其推动的中国古代书院选址的三重逻辑:士人集团政治文化圈的建立使士人不惧于建书院于山林;书院作为官僚制与"道的诠释权力"间冲突的缓冲,不得不建于山林;对"道"的纯洁性追求使书院适合建于山林。书院选址逻辑根本上是由道脉官脉一体化背景下凸显出来的政治意志与学术意志之间的张力推动的,理解这种张力与书院选址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理解高深学问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张栻易学之特色

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太极函天、地、人三材之道为一。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这是张栻与程朱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张栻易学的特色。更为精彩的是,张栻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的器先道后说,这是张栻易学的突出特点。     

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礼法兼治与刘宋士人人格建构

刘宋时期儒学复振的核心是礼法兼治。在崇礼重法的背景下,士人地位提高,礼学著述的数量增加,以儒立身、以礼持家的名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玄学学术化,众多文士与名僧大德结交,佛教也日渐强调礼法的普世性、合理性。刘宋士人大多囿于门阀利益,移忠作孝,强调对儒家礼法传统的灵活继承,在进退出处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人格特征。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禅悦三生事空切,卧看秋水浸山烟——试论姜夔的佛禅思想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在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思想中渗透着佛、道二家相融并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趣，反映了宋代文士独有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性格。文章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姜夔的佛禅思想做分析，进而对姜夔思想和心灵世界中的佛禅因素及南宋文士佛禅因缘背后的文化现象做了解和探寻。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由经学的传承发展看北朝儒学的时代特点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原有社会秩序重新架构的时期,旧的儒家经学丧失了其长期以来所处的独尊地位,学术之风重新变得活跃。在私学的推动下,以经学为代表的北朝儒学自由之风也在不断漫延,在旧典的基础上发挥自我的独特见解,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乾嘉扬州学派与《镜花缘》

清中叶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学者大致可分为纯考据派和通经明理派两类 ,通经明理派在重视音训考据的同时 ,也着力批判封建道德和程朱理学。李汝珍与扬州学派的学者有广泛的联系 ,《镜花缘》中以学问为小说的特征和反封建、反理学的思想倾向 ,都与作者李汝珍受扬州学派影响有关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