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倾向

丁玲是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在她一系列以富于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的现代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里,充溢着追求个性独立,维护人格尊严,与封建道统和男权社会绝不妥协的抗争进取意识,表现出鲜明而深刻的女性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构成了丁玲女性主义小说创作最主要的魅力和最重要的价值.     

重试锋芒:《杜晚香》与《“牛棚”小品》──丁玲的创作心态之二

丁玲复出后，是新时间文学萌发之时，《杜晚香》是她。亮相”的作品，《“牛棚”小品》是她获奖的作品，它们诞生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毁誉褒贬，众说纷纭．从丁玲的创作心态去回答这个问题。《”牛棚”小品》应视为新时期文学中的艺术精品；而《杜晚香》却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特征，当时丁玲的创作心态尚未恢复正常，我们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寂寞人生的呐喊——关于《呼兰河传》的文化选择与意象本真的审美阐释

萧红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著名现代女作家,在她短暂的9年文学生涯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享誉中外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既是她临终前的辞世大作,又是关于萧红其人其作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作。鲁迅、茅盾等老一辈伟大革命文学家对萧红及其创作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评论界对她的批评和某些指谪。因此,如何评价《呼兰河传》的成败得失一度成为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其影响波及远不止于作品价值本身,而且还广泛涉及到对于女作家本人及其创作道路的整体把握和客观评论。本文认为：文学的视野本质上是关于“人本体”的一种文化选择和审美追求,但这仅仅是一种文学精神,绝不是规范文学时态样式的刻板或模具。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全在于对人及其命运的真情关注并多姿多彩地表现“人”,即表现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人性”的人类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既相互包涵认同,又相互排斥对抗的矛盾统一的客观规定性运动过程。即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生活命运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应当承认,作品确乎于“平庸”中暴露了那一时代的社会虚伪与世态沉沦,刻画出血泪模糊的人间悲剧和宗法神态世相。     

如何追求文学的精神高度——毕淑敏小说创作论

毕淑敏是一个不断开辟新的人生体验和文学描写的有追求的作家。她的创作给文坛带来新的界面，也提出新的命题。这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作家气质：“白衣天使”与“天才病友”的路径选择；面对疾病：隐喻与治疗的相互矛盾；审视心灵：揭示痛苦与展现隐私的暧昧立场；伦理难题：医学一社会学一文学的彼此纠缠。对毕淑敏创作的深度分析，也同时揭示出当代文学如何追求精神高度的困难所在。     

从湖湘文化看丁玲早年创作心态

丁玲无意走上创作之路,却成为中国现代特有的知名作家之一。她早年的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她们具有对传统男尊女卑的极端反叛的非常鲜明的特点。"莎菲"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典型代表,一时成为丁玲的代名词。这些作品闪烁着"五四"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光芒,也充满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这些在男人世界中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小说形象,正是作者的缩影,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体现。这与其一生坎坷不平,晚年政治化的心态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从莎菲到杜晚香——女性文学视界中的丁玲小说

二十年代末,上海某杂志要出版女作家专号,向丁玲约稿,丁玲拒绝道;“我卖稿子,不卖‘女’字。”不管作家的意愿如何,“女性文学”接纳了丁玲的创作。判定作品是否属于“女性文学”,主要看其是否具备女性文学的特征。女性文学的特征绝非阴柔之美等表层形态,主要在于表现“女性意识”的内在底蕴。丁玲“不卖‘女’字”,正曲折流露了她感觉到自己与男性的性别差异而企图与男性作家一道驰骋于文坛的愿望,这正是女性争平等、争人格、争自主的意识的流露。     

良知·正义·酷爱·守望--读涂绍钧新著《走近丁玲》

一丁玲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富有现代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真的人”与文学大师。丁玲那种辉煌而独异的创作历程和文学世界表明 ,她不仅犹如“飞蛾扑火 ,不死不止”般地追求光明与自由世界 ,而且以非凡的敏感和理性穿透力 ,蔑视与唾弃一切“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的事物。诚如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张炯先生《在第七届全国丁玲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中所说 :“在 2 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 ,丁玲曾以丰富的创作和范围广泛的文学活动 ,为自己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在决定中国 2 0世纪历史命运的众多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中 ,丁玲…     

成功展示编辑史上的一道悲壮风景--石潇纯《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的创新与启示

丁玲,在常人的眼里,更多被提起的是其作家身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沙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大手笔。然而,石潇纯编审在其装帧精美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一书中,首次从编辑家的角度为作为文学家的丁玲立传。作者虽为人物立传,却不拘泥于现存史料,她遵从历史的真实性和差异性原则,从不同的历史维度,选取不同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反观”与“重构”,使其笔下的丁玲有异于他者的立体的显示。全书在政治,文化,文学,出版的广阔视阈下构筑丁玲与中国文学出版的全景图,将她的编辑方针、编辑思路、编…     

强己与做人——丁玲创作的文化心态

以男性为参照系,追求成为一个独立大写的人的"强己"意识,是丁玲创作和做人的重要特点。丁玲的强己意识的形成,既有家庭的影响,也是以当时出色男性为参照、自觉学习的必然结果。丁玲的强己意识在创作中表现为女性独立人格的觉醒和对性别角色的反抗,在做人方面表现为以成功男性为榜样,从而靠拢主流文化与亲近政治。丁玲所取得的成就和所经历的磨难,都与这样的做人姿态和文化心态有关。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丁玲的强己意识有着值得充分肯定的价值意义。     

丁玲厦门时期的文学创作观念

20世纪80年代,丁玲两度来到厦门,其间著述颇多,并多次发表讲话和接受访谈.这些记录表现丁玲重返文坛后的许多重要文学创作观念.她反思中国新文学的意义,同时也反思自身文学创作的意义.丁玲在厦门时期认真梳理、总结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念:作家要深入生活,要创作富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提倡大众文艺,扶持青年创作等.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论赵树理及其创作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里程上，具有超前独创的成就，决非“低层次”地对农民的“艺术迁就”；他的创作方向，体现了我国现代文学审美追求的逻辑发展，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走向了世界；他的众多作品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人们品味、学习、研究。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

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文学作为不休止的介入 ——论刘大任的左翼现代主义写作

从左翼与现代主义彼此嵌合的角度入手,梳理海外左翼作家刘大任的创作思想源流及其文学史脉络,思考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海外留学生保钓运动等重大事件对其文学生命的深远影响。刘大任描写1960年代台湾地区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境况的长篇小说《浮游群落》蕴含着“另一种《青春之歌》”的成长小说特质,其中对1950—1960年代左翼思想潜流的挖掘具有时代寓言的历史意义。此外,短篇小说《且林市果》与鲁迅《在酒楼上》的对读展露出二者在处理革命记忆问题上的异同,以及刘大任对“鲁迅左翼”传统的承继与开拓。     

丁玲与延安文艺

对于丁玲来说,生命的辉煌与劫难都与延安文艺时代密不可分,延安文艺时代成就了丁玲,也为其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通过丁玲与延安文艺的建构、碰撞、融合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丁玲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丁玲自身个性主义与政治意识的纠结也在无意间对延安文艺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滞。     

论厄普代克的悲剧和他的文学层次——以“兔子四部曲”为例

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悲剧作品占主流地位,这源于《旧约》和古希腊的艺术传统。“厄普代克的悲剧”有双重意义:一是指厄普代克秉承了这一西方悲剧文学的创作传统而提高了他的文学地位,他在“兔子四部曲”中就表现了长达四十年的美国式的悲剧生活。二是指他存在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他违背了部分传统而在作品中出现了太多的性描写。这样,他的文学地位就被降低了一些,从而成为他自己的悲剧。因为在西方的文学世界里,作家的地位高低主要是由其作品的悲剧性描写及其道德层次的高低而确定的。     

革命·战争与性别叙事——延安时期丁玲的女性主义创作

自1920年代初登文坛,丁玲便坚持由女性视角出发对社会问题进行剖析.1936年进入陕北根据地后,投身于革命组织的丁玲并未忽视对女性经验的体察.抗战时期逐渐形成和完备起来的新政权与女性主义叙事之间的纠合,使作家的性别叙事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维度.本文将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对丁玲在延安时期富有深刻性别意味的作品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