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谓集大成”要义浅析

孔子学说具有“集大成”性.所谓“集大成”是指其思想、学说具有集往成、开后说的性质.孔子之所以能集大成,首先是因为他“宗周、故殷、据鲁”,故能集三代文明之大成,尤其是“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集合而组织之”.不仅如此,孔子之学以仁爱精神唤起人的道德理性和社会伦理责任,如何成德、成圣成为其学说的主旨,进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     

“精约”是应用文写作的重要特色——浅谈刘勰《文心雕龙》对应用写作的启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不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应用文写作都有独特的见解。刘勰主张，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都要以“精约”为特色。为此，刘勰从美学、语言学运用以及“情”与“辞”的关系等几方面对应用文的“精约”特色作了深入阐述。这些理论，可以引导我们深入认识应用写作的重要特色。     

也论道教文化对杜甫的影响

唐代“国教”和唐诗“集大成”者杜甫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分析了杜甫道教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并且论述了道学意象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及杜甫对神仙丹药的态度。从而说明了道教文化对杜甫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探析柳宗元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杜甫集诗歌艺术之大成,从盛唐走向中唐,成为这个过渡期的重要人物。柳宗元作为中唐文坛的代表,与杜甫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对诗歌主题、情感载体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自觉接受,并且像杜甫一样获“诗圣”、“诗史”之称誉。     

“实用性”写作教学的基本思路

长期以来，把写作定位成所谓“生活化”的个人性情抒发的工具，“记叙文”成为考查学生写作能力的一种重要文体，然而正是这种文体让写作教学走入歧途。“记叙”它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不同质性的文本写作都可以运用。现行以“记叙文”为主要取向的写作教学一方面受要求作文具有真情实感．要写生活中发生的事，然而由于学生受现实生活空间和状态的制约，必然导致千篇一律的“假、大、空”；另一方面又要求作文有想象力，要有新意，文体要创新，必然导致写作教学走向五花八门的作文技巧研究，可作文技巧并没有使学生的基本写作能力得到提高。     

追源溯流后出转精--评吴怀东《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的地位早为学术界公认 ,这种地位的获得是因为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胸襟和胆识 ,这在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六朝是中国古代诗歌长足发展的时期 ,六朝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美的不懈追求直接育成了近体诗。但是 ,六朝诗歌也因其冶华而饱受诋毁。初盛唐诗歌的繁荣 ,离不开对六朝的借鉴 ,但“四杰”、陈子昂 ,甚至是李白却因为变革诗风的主观认识而对六朝文学大加贬斥。真正理性、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六朝文学应该是从杜甫开始的 ,在对六朝文学的一片骂倒声中 ,杜甫对六朝的主要诗人却多所…     

《文心雕龙》与应用写作

建国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一般都把它当作文学理论著作看待。即使承认它包括文章学理论,也仅因为在“文体论”中绝大部分篇章谈的是“非文学”文体。而谈写作理论的那一部分,则几乎定论为“创作论”;总论与批评论,也被认为主要针对文学创作。近几年来,“文章学”、“写作学”兴起,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文心雕龙》也是“应用写作”的理论著作。公正地     

庾信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庾信生活在动荡的南北朝后期,以文学才能深受梁、西魏和北周朝庭的优遇。他早年出仕的梁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朝代。在文学上庾信与徐陵齐名。但有些诗因写得“浮放”、“轻险”而被一些人称做是“辞赋之罪人”。由于战乱,他前期的诗文都不复存在了。出仕西魏后,生活经历的丰富和对人生的深刻体验,促使其诗文“绮艳”、“清新”、“老成”。如杜甫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辞赋动江关”。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     

关于“写作载体的类别”一节之浅见

文章的分类,自古至今含混杂乱:或大、小文体各不居于同一层次上,或一些本应分立的文体包容进另一些文体,或随心所欲地将某些文体完全抛弃开去。至于“文章”本身的定义,自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从事写作实践者各擅一体而可以对文章分类正确与否置之不顾,但对写作学、文章学书籍的编写、写作教师的课堂知识讲授无凝带来了很大麻烦。因此,将这个问题尽可能搞清楚是完全必要的,否则,纲目不清,条理自是不明也。 由林可夫主编的《高等师范写作教程》在这个课题研究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书作者至少在以下两点是聪明的:概念的拟设。即从写作学角度将“文章”更换为“写作载体”,这就迥避了研究者对“文章”定义的争吵不休。笔者以为,这个概念的拟设是考虑得周到合     

颜延之诗歌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

颜延之诗歌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吴怀东任何作家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生活和进行艺术创作的,研究、评价作家作品不能忽视特定的背景,而作家与背景的关系并非单一形态。众所周知,杜甫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表现为“集大成”与“开诗世界”二者并具,堪称“诗圣”,...     

散而不乱 凝练动人——浅谈散文写作

目前，高考作文有文体不限的趋势，但同时要求写好基本的文体，写作时严格遵守文体的限制，严禁写成“四不像”的文体。从学生写作的情况来看，主要以记叙文、议论文和散文为主，学生对散文更是“情有独钟”。那么如何写好一篇散文呢？     

论杜甫交往诗的应用文体特征

杜甫的交往诗具有三个方面的应用文体特征,即制题的功能性、干谒诗内容的程式化及“以文为诗”。杜甫交往诗对应用文体的借鉴与创新,使其充分实现了诗歌的交际功能,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日常交际和社会应用领域。     

知识者的批判与阐释——1990年代大陆学者散文文化批评母题的精神分析

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散文文化批评母题总体上沿着批判现实和阐释知识两个向度展开。在写作主体的整体精神立场上,它突显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两种精神身份——批判者与阐释者;而在文体特征上则呈现出特有的介于“散文”和“论文”之间的文体形式。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草堂诗的"诗史"特征

上元二年写作于草堂时期的《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重要的论诗著作,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提出了“亲风雅”、“当时体”等观点,“亲风雅”、“当时体”等主张对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思想的多样化和艺术形式的升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杜甫的草堂诗体现出了“诗史”的特征。     

《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价值和意义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在学术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它“文”、“笔”并重 ,强调有补于世的务实文风 ,是摒弃文坛浮艳文风的宣言书 ,是我国写作学史上文体研究的典范 ,是包括文学文体和各种非文学文体写作的理论指南 ,是构成《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顾炎武常化用杜甫句入诗

林柏彝《射鹰楼诗话》谓:“昆山顾先生亭林古近体诗,沈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余最喜其《海上》七律四诗,云……。四诗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顾炎武不仅在《赠邬处士继思》中说:“年年寻杜甫,一过浣花溪”,深表向往景仰之情,而且在诗中常常化用杜甫诗句。这在先贤笺注中多所揭示,有化句意而成篇者,如《赋得秋鹰》,徐嘉注释指明出自杜甫《醉歌行赠公安颜十一少府请顾八题壁》中之“天马长鸣待驾驭,秋鹰整翮当云霄。”顾诗借秋鹰敷衍成篇,喻抗清斗士,他们与卷地而来的清兵相搏击,以期收复失地。…     

老杜三难——胡应麟论杜甫

作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诗歌评价甚高,其诗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诗薮》之中。放眼整个诗学史,胡应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三难说"体现了胡应麟论杜的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     

悖论诗学视阈中的杜诗艺术风格特质新探

“诗圣”杜甫的“集大成”诗歌艺术是一座令后人开采不尽的诗学宝藏,但同时不应被误解为简单的众多风格之“大拼盘”或者玄妙的“奇变”和“天机”。通过当代中西诗学理论的汇通与契合,从悖论诗学理论的学术视角来重新深入审视杜诗艺术风格的特质,杜诗风格组合确实呈现出典型的诗学悖论特质,亦即前贤诗评家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