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古典乌托邦——晚清政治小说新论

晚清政治小说以全新的叙述起点,设计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也开启了中国小说关注社会现实的大门。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的社会理想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绘的古典乌托邦图景。晚清政治小说想象和描绘了未来国家景象,实现了对古典乌托邦的超越。政治小说内容的功用性超过形式的艺术性,另外政治小说本身属于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没有体现普通民众的想法,因此没有实现最初的设想。但政治小说毕竟带给人们无限的的憧憬。     

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及其成因

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包括地缘政治环境、行为、中心、心理、思想和格局等若干方面。中法战争是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变迁的转折点,英法两国的地缘政治角逐是近代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形成的主要原因。从1884年起,云南作为中国地缘战略区,其地缘政治地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清末民初的政治改革和日本早稻田大学

清末民初,正是专制中国向立宪国家过渡的时期。在清末政体与立宪问题上,留日学生尤其是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的活动与作用颇为引人注目。他们提出的政治改革论,对当时的中国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天演”到“进化”——清末民初进化论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进化论观念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以及思想观念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异观”为进化论在中国的生成提供丰饶的思想土壤,严复等维新士人对“evolution”的“天演”式翻译,无疑为后来的日式进化现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同时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播日式进化论观念的重要媒介.通过历史教科书的广泛传播,这种进化观逐渐从中国精美群体传递到普通民众,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与历史的认知,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清末民初江西商人的政治追求——以靖安陈氏家族为例

清末民初,历史经历大变局,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商战救国的口号,政府鼓励工商业的同时,对商业资本产生依赖。商人通过捐纳、受奖励等形式,获取虚实官衔官位,并通过各种新式社团组织进入政治舞台,获取政治利益。此时官与商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他们有意识地扮演了新型社会的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事的当下关怀,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然而,时局多变,商人参与政治的形式和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他们的政治抉择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知识话语转向与近代中国政治之合法性重建——以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为例

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是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中的一种重要政治知识话语。它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其特殊表达方式,深刻地说明了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过程中“应然”面相与“实然”样态的巨大差异与其间知识话语转向密切相关。然此历史镜像,过往有关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的研究中无论是正面肯定亦或负面否定却都未对此加以注目。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简直”“剪直”和“箭直”

形容词"简直"始见于唐宋时期,到清末民初有"箭直""剪直"等写法,并从修饰言说类动词的用法中演变出表达夸张和强调语气的副词"简直"。"简直""箭直"的形容词用法在今天北京、河北、东北等北方方言中残留。     

清末民初“纪年”论争的宗教性因素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应采用何种纪年方式展开了激烈论争,纷繁各异的纪年方案都呈现出追求世界发展＂公理＂的取向,在此过程中,宗教性因素作为西方思想资源用以佐证不同纪年方案的合理性。而到五四时期,这一状况却根本改观,宗教性因素又成为知识分子对世界＂公理＂认同的障碍而被抛弃。这一转变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清末民初的共和选择——以“国家与社会”为视域

西方意义下的共和是什么?清末民初为什么会选择共和?近代历史表明他们在寻求国家与公民治理模式的探索中,虽然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共和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共和精神的断章取义,以寻求强国自救的道路。因此,共和选择的基础应该在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实现互动善治,而不是简单的国家至上或者自由至上。     

畲族文化保护的“原生态”在哪里

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保护,一直是一个比较纠葛的问题,什么是原生态民族文化,怎么界定原生态文化,一直没有确定的标准,笔者在民族文化复原和保护中,尝试提出一个“原生态文化”的标准,即：一是距今最近,其文化核心基本被现代族群所认同和接受,;二是有较为完整的文化表现形式和存在载体;三是有丰富可信的文献资料记载和佐证。因此,建议畲族文化原生态可以以清末民初的文化样态为基点,开展畲族文化的复原保护工作。     

论清末民初文学文本中“日化”语言的淘汰与扬弃

受清末民初繁盛的翻译态势的影响,汉语中引进了大量的"日化"外来语.这些外来语有些最终被现代汉语吸收,有些却遭到淘汰与扬弃.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由汉语自身特点决定,一方面受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或军事冲突的影响所致.     

“拜伦在中国”与“中国的拜伦”——清末民初“拜伦”译介的再考察

拜伦在中国清末民初的译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的"豪侠式拜伦"到鲁迅的"摩罗式拜伦","符号化"是拜伦形象最典型的特征。"拜伦在中国"与"军国民主义"的时代要求和译者主体性操控密切相关,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政治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中国的拜伦"作为"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甚至民族精神建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色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日本体验”与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

"日本体验"是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堂乐歌运动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它伴随着新学的诞生、发展,使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等新思想和西方音乐文化有效地在中国大地普及,为"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音乐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道德与情爱——论清末民初小说中女学生的“自由结婚”

"自由结婚"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中的醒目现象,也是彼时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多由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充任。因为"自由结婚"动辄与传统女性道德相抵触,女学界对这一问题多持保守态度。清末民初的社会小说中,只有当男女情爱提升至"仁民爱物"的高度,"爱情"方与"道德"并行不悖。而言情小说中女学生对一己情爱的大胆追求,往往引向"自由毒"的泛滥。不过,这种文学呈现的结果,主要源自小说家的刻意经营,而不是女性真实生活图景的写照。新女性在文学中的全面突围,有待于两性道德的新变和"五四"新文学的出场。     

从“俗语”到“国语”——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及其流变

清末民初关于“白话”的称谓经历了由“俗语”、“白话”到“京话”、“官话”,再到“国语”的变化过程,反映了近代报章白话的语言观念及其流变轨迹,背后潜隐的是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努力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文白、雅俗界限的良苦用心,以及大力提升白话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学功能的显著用意.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的形成及其流变,影响乃至决定着近代白话书写的基本面貌,中国白话书写语言的现代转型自此拉开序幕.     

清末民初女子教育观的嬗变:从“贤妻良母”到“女国民”

民族主义使女子学校教育进入了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并最终纳入国家主流话语而迅速发展起来.清末民初的女子学制变革即为显证.它不仅促进了女学的发展和女子教育平等权的获得,也推动了女子教育观由“贤妻良母”向“女国民”的嬗变,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女子教育不只停留于妇女对国家的尽责上,还肩负了恢复、张扬女权的重任.     

清末民初新疆中俄“民籍问题”

清末民初,沙俄无视中国主权在新疆地区非法发展中民为俄侨,侵犯了中国政府对其国民享有的国籍管辖 权,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和无视中国法律的侵略行为。由此引起的新疆居民国籍的混乱以及社会的动荡,严重影响了 新疆政局的稳定与中国国家的安全。     

进退于中西之间——清末民初翻译小说“误译”现象初探

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中,不忠实于原著的"误译"现象十分普遍。排除一般字面意义的谬误,仍存在相当一部分对原著的删改和增添。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译者语文能力和翻译水平的限制。以文化的角度切入,便会发现,这些"误译",实际上都是将"西方""中国化"的尝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时对于"中国"主体性的坚守。     

“恢廓民权”与“抑官吏伸齐民”——略论章太炎对近代中国时势的思考

章太炎在清末思考革命问题时,颇为关注政治制度设计与政治团体的资质。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分析,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革除帝制时代官场的各种弊病,需要警惕士绅阶层借新政之名扩大自己的特权,并使其特权具有合法的外观。因此,政治革命离不开社会革命。此外,由于中国官僚政治根深蒂固、流毒甚远,故而需要依赖“平民革命”的力量去加以冲击。为了做到“抑官吏伸齐民”,章太炎设想了多种思路,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因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在实践层面难以被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