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与困境

我国在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要的转型,“大政府,小社会”的政社关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实现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决策主体以及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主体的转变,推动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从管控者转向引导者。但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需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之间存在错位以及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对这种关系的转型构成了挑战。     

“行政—专业”的双重调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

项目制下的政社互动业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枢纽方对政社关系的影响。文章以W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的策略为重点,考察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影响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互动。枢纽型社会组织具备行政与专业的双重属性,其以管理方或委托方的身份入场后,既突破了现有“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和“政府—乡镇街道—社会服务机构”项目运作模式的科层桎梏,又将原先的控制机制扭转为一种新的议价机制,使得政社互动更具协调性。项目运作过程中,枢纽型社会组织选择性采用“加总”“补偿”“包装”等策略,为社会服务机构谋取更多的专业实践空间,呈现出“行政为基、专业为本”的内在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机制创新

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既不能实现水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也不能有效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无疑有助于提升政府民主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应以政社合作为突破口,树立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理念,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民主合作互动机制,以实现社会组织民主有效地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和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逻辑及实现路径

“三社联动”面临“四个不够”问题，“五社联动”应运而生。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种转换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变化，而且也是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四个方面都有所变化，由此形塑的社区治理模式也有所深化。深层次看，“三社联动”秉持二分逻辑，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是促进政社互动。“五社联动”秉持三分逻辑，是“国家-社会-个体”关系的产物，注重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更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为实现两者的有效转换，需着力解决好“联什么、怎么联、如何动”的问题，关键是要利用治理技术完善联动结构、健全联动机制，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若干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经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社分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科技事务属性与政府科技社团关系改革的方向

政社分离与合作是近期政府政策的焦点,但哪些职能应转移给社会组织,哪些职能应由政社协作实现,已有的研究缺乏有力的判别标准。我们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以科技社团与政府职能转移为具体领域,探讨二者职能分离与协作治理的逻辑根据。分析表明科技事务可分为私益、共益及公益性三类。私益性科技事务由于成本收益对称适合营利性部门承担;"共益性"科技事务成本收益仅限科技共同体,适合非营利的科技社团承担;公益性科技事务则因正外溢性强、与科技交融等特点,适合政府与科技社团协作治理。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政社分离,将"共益性"的科技事务转移给科技社团;具有公益性的科技事务则应将操作性和专业性的内容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外包给科技社团,实现职能互补和领域融洽。政府与科技社团只是政社关系的一个具体领域,但二者分离与协作的选择逻辑却具有普遍的分析意义。     

新形势下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评判一个社会稳定与否,不是看有没有社会矛盾或利益冲突,而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具备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的转向

当前转型时期,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关系紧张,为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消除潜在的矛盾激化因素,有必要对我国社会矛盾化解的思路的转向进行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从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从“管理”思路转向“治理”思路.通过对比分析传统管理思路与新的治理思路的差异,确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以提高整个社会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能力,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     

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需要不断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探索建立多元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可融入的城市化是成功的现代化

正郝雅立、温志强撰文认为,枫桥经验是一种由民众创造的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坚持"枫桥经验",走群众路线,通过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化解消极因素,解决社会矛盾。群众路线突出人本理念,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民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主动参与以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为城镇化冲突化解开辟了一条"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新路径:(1)发挥群众教育价值,增强政府公     

构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SARA模型

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有关多元矛盾纠纷综合治理的实践一直在持续推进,但依然面临重视化解纠纷而轻视发现纠纷、技术手段创新受限、不同平台间融合不洽等问题,应该在分析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镜鉴域外经验进行数字化转型,基于SARA模型推动社会矛盾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在数智时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改革跨场景优势,引入SARA模型来构建全量、动态、闭环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扫描”的全量数据汇聚与特征识别、“分析”的风险智能预警与精准研判、“响应”的智慧算法推荐与多元协同处置以及“评估”的全链闭环管控与诉源分流,构建系统、闭环、科学、智慧的社会矛盾纠纷数智治理体系。     

协同学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

“政府全能”模式、“乡政村治”模式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要构建起一套与新的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农村治理体系,可以尝试将协同学应用于这一研究,探讨乡村治理中政府与农民组织的定位、功能与协同方式。其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的权责配置是关键。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结构性整合：市域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的一种解释框架

相较于省域、县域而言,市域是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既有研究未能在如何实现治理合力,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功能等问题上形成学理性解释。在政治系统论基础上,建立结构性整合的分析框架,结构性整合主要体现在主体结构、规范结构和行动结构三个方面。通过对A市的社会治理案例发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与结构性整合三大要素紧密相关,并且三要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以实现有效治理。主体、行动以及规范结构共同推动了矛盾化解的过程精治、源头防治以及整个过程的监督问责,确保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由于这种“结构性”,市域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层级,也是社会治理中最关键的治理层级。在社会治理中,应进一步发挥市域治理的结构性整合,加大对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精准精细。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