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的双重效应及对负面影响的矫正路径

资本下乡经营现代农业有利于解决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人去哪里、钱从何来、如何提高农业技术等一系列难题,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同时,我国资本下乡也会导致出现危害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失地农民产生挤出效应等一些负面效应,需要通过规范工商资本下乡行为、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投资现代新型农业等基本路径,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农业现代化的理论阐释及其引申

当前,农业现代化成为政界和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农业现代化并不是一种理论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操作性问题,其政策期待与实践发展的不平衡,需要在新的理论引领下因地制宜地开展实践活动。本文围绕农业现代化的政策表达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探讨从资本下乡到家庭农场过程中的发展困境与实践趋向,梳理理论逻辑下的共识与纷争,挖掘实践操作过程中逻辑起点与推进动力,并从农民角度对当前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理论和经验做出批判性的阐释。     

农业保险的发展创新探索

农业风险难以满足大数定律与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滞后是农业保险发展的理论与制度障碍,而逆选择与道德风险较高,社会中间服务组织缺乏,政府与农户财力有限等现实困境,则是农业保险发展的组织瓶颈与经济制约,最终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如果利用混业经营趋势下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的互动开发出ART类农业保险金融衍生产品,农业风险则可在资本市场得到分散;如果培育众多涉及农业保险的社会中间服务组织,农业保险则不会陷入高赔付与高成本的经营困境;如果农业保险法制健全、组织完善和机制灵活有效,农业保险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则有望得到解决.     

资本下乡: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实践逻辑——以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为例

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城乡统筹表现为"农民上楼"(农民集中居住)和"资本下乡"(农业规模经营)两个方面。资本下乡当中农业企业的实践逻辑在于:企业资本到农村地区大规模流转农地、开展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取农业经营收入,而是为了能够从政府(融资平台)那里获得增减挂钩的项目及土地指标。在这种作用机制下,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激进的特征。     

关于农机产业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正>农机产业化,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节本增效为核心,按照科学化配置、专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原则,为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系列化农机技术服务的农机经营体制。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国情的特殊要求,是农机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结合点。 一、农机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     

关于山西省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调查与思考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出现的又一重要事物。本文分别从政府公益性服务、企业经营性服务、合作组织互助性服务三方面对山西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做出评析,并从服务主体、服务内容、服务环境三方面指出山西省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山西省进一步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路径选择。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除经济功能外,还承担和发挥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社会功能.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等问题已成为研究的焦点和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按照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时间序列,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包括单一服务模式、延伸服务模式、统一服务模式等.鼓励和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各种模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丰富和完善我国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分化历史与未来

农业经营主体分化不仅是由于外部潜在利润的出现,更关键的是主体对外部潜在利润的不同反应。而之所以产生不同反应,一是由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目标函数及行为逻辑存在较大区别;二是因为外部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可供主体选择的方案不同。基于"历史—现实"的演进逻辑,农业经营主体未来分化的趋势为:少部分承包农户明显向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经营转变;小规模承包农户仍将在中长时期内大量存在且兼业化程度继续加深;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并更多发挥服务功能;工商资本受政策约束和自身优势驱动将更多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领域。由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现象已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因此,在构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体系时,必须具备宏观视野,除关注农业内部关系的变化外,还应注重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供给及农村社会稳定等全局变化。     

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基于S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

本文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构建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系统性框架,从预嵌入、嵌入行为和嵌入结果三个环节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机制与效应展开分析。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本文重点关注创业者的能动性及村企双方的直接互动过程,结果发现：（1）预嵌入因素（包括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有助于促进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而这一因素在以往研究中一直被忽视;（2）在嵌入过程中,下乡资本会通过文化嵌入（包括了解并遵从本地文化规则和变革并创新本地文化活动）、关系嵌入（包括采取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和构建本地社交关系）、结构嵌入（包括使用嵌入式人员和提供非契约贡献）三个维度实现本地嵌入;（3）本地嵌入不仅有助于下乡资本获取本地资源、创业者获得归属感,还会为本地农村社区创造共享价值。     

生产要素整合视角下资本下乡的路径转变——基于山东东平县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资本下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当前以政府资本支持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实现的是"资本主导的外生型要素整合"。这一路径促进了农业发展,但也给农民和农村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上的负面效应。因此要发挥土地在要素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转向"土地主导的内生型要素整合"新路径,用土地要素引导资本有序进入乡村,将农民在资本下乡中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山东东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案例从实践上证实了这一新路径的可行性。为此,需要从鼓励和引导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协调和整合使用农业发展相关项目资金,搭建类似"农超对接"的合作社—企业对接平台等方面推动资本下乡路径转变,实现农业生产要素整合的"土地主导",加强农民利益保护,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同步发展。     

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抑制效应研究

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是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在近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和耕地撂荒现象频发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耕地撂荒率,且农业组织化水平的提升增强了这一抑制效应。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了两部分模型估计、替换因变量为隐性撂荒和排除机械化程度的干扰这三种方法。与此同时,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家中耕地质量高、家庭收入水平高和所在村庄位于平原地区的农户而言,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够更有效地抑制耕地撂荒。由此,需要充分活用农机社会化服务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的齐头并进。     

家庭分散经营条件下农业经营方式的再造与创新——基于江苏省S县联耕联种的调查

土地细碎化、家庭分散经营成为当前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一难题,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探索创新农业经营的新形式。与推进土地规模流转方式不同,江苏省S县探索出了不改变农民土地经营权的联耕联种农业经营模式,通过发挥村级组织的统筹功能和农技部门的技术下乡,实现分散农户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结合。联耕联种经营模式是一种不排斥小农,包容小农的模式,真正让小规模家庭经营分享到技术推广的现代化成果,并重塑和再造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本质上,联耕联种是对当前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发展以分散的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     

家庭农场：一种激活本土性资源的有益尝试——基于松江楠村的调查

家庭农场是不同于种田能手、大户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种田能手、大户到家庭农场,是经营规模和资本投入不断增加,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以松江楠村的经验看,家庭农场需要的支撑条件有：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应的城市适度规模需求;活跃的在地非农就业;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在农业功能区划、田间管理和服务方面的积极作为;村集体所有权、小农承包权和家庭农场经营权的制约平衡。这一系列条件的背后,映射着从“三个集中”到“四化同步”等政策框架的渐变。家庭农场的地方性实践启示人们,经营的适度规模需要政府在完善服务、统筹管理、财政支农、地权配置等方面有适度作为。     

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家族化经营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中药材市场的调查研究

企业的形成和成长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机结合的产物.在这过程中,社会资本是二者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发育水平影响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配置模式和经营绩效.对现代化大生产而言,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相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包括甘肃省在内的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社会,社会资本发育成熟度低、各种经济资源城乡分布差异大、经济体制转轨缓慢,在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条件下,很难产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互激励,不容易形成现代企业.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源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分布不均衡,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家族企业和家族化经营往往成为当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事社会化生产活动的现实选择模式.     

儒学与中国基层社会重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熟人社会"概念一直是解释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范式。但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裹挟,我国中部地区的农村已呈现空心化的态势,乡土社会的主体缺席导致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无法呈现。在此背景下,吴重庆教授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吴重庆教授、姚中秋教授和吴宁博士重点讨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性及行动逻辑、熟人社会构建中的儒家价值、宗族和小农经济的正名、儒学下乡与基层社会的重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回归等话题。本刊辑要整理了此次对话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老年人社会化的困境探析

社会化是一个人学习社会的文化、增强自己的社会性、由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社会化是终其一生的。在当代中国老龄化社会发展趋势中,老年人的社会化困境日显突出。通过对老年人社会化的困境进行分析,探索老年人社会化先进的理念和广阔的社会空间,为老年人社会化模式建构提出建设性建议。     

“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认为伴随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是"法律下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政策整合向法律制度整合转变,以求建构统一的法律制度共同体.但起源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法律下乡,与根植于乡土传统的农村社会遭遇着碰撞和困惑.在现代国家建构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双向过程中,乡土社会呈现出双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状况,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     

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而非仅仅是语言混乱,这导致了当前村庄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合秩序。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