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流动的健康不平等结果——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视角

本研究以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已有实证研究内容的梳理和对比,发现健康不平等是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社会后果,并且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是整体性的,是存在于包括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在内的农村流动家庭全部成员身上的.通过对造成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的因果链条进行由近及远的分析,发现“农民工”身上的劳动力半商品化过程是因果链条上的远端解释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正是劳动力半商品化形成的农民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以及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缺位导致了农村流动家庭整体性健康不平等结果的产生.     

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状态,今后将逐步进入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在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均衡的矛盾;基础教育水平虽然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是造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的根本原因.政府只有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加大投入,通过制定各种激励措施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模式因材施教、按需培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才能达到增加人口红利的目的.     

关于人口红利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人口繁衍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保证了劳动者的数量供给,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但规模在持续减小,把握人口红利存在性、持续性、规律性特征,可以有效兑换人口红利,推动生产力发展。     

垄断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限制和不平等

关于劳动力垄断市场对于加总经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现有主流经济学已经有了很规范的结论,即垄断肯定会造成产出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损失。本论文主要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对不平等的影响以及最低工资限制对不平等的作用。本论文的分析表明:首先,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完全垄断市场肯定会加剧不平等;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下,最低工资限制对不平等的影响也是不一定的,它具体取决于均衡状态劳动需求弹性的大小;最后,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买方垄断的情况下,高于完全垄断市场工资水平的最低工资限制肯定会使得失业和不平等同时改善。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企业间环境不平等：测度和分解

有效的环境治理最终需要落实到企业间的排污额度分配,因此企业间的环境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但这一问题尚缺乏学者们的关注。文章首次对中国企业间的环境不平等程度进行了测度和分解,运用微观企业数据及基尼系数测度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程度,并基于回归方程对不平等进行夏普里值分解,进而考察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来源。研究发现：企业间的污染排放高度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同一城市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其次才是不同城市之间;分组来看,中西部地区、轻污染行业、私营企业的环境不平等程度偏高;造成企业间环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企业能源资源用量、企业固有特征和企业规模。机制分析发现,能源的环境后果更多受到企业资源集约度的影响,而非由“先赋”的行业类型决定;大企业的排污强度低于小企业,是源于“抓大放小”的规模歧视,而非禀赋差异。因此,关注企业间污染分配公平、以节能促减排和政府“抓大不放小”可能是有效的对策。     

基于社会空间视角的城市人口分布分析

在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脉络下,空间不再是静止不变的容器的概念,而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建构的产物.它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建构以及人口分布规律都带着深刻的空间痕迹.这种社会空间理论为人口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它主张城市空间的结构、资本积累、政治权力以及劳动的空间分工都是影响人口在城市中分布的重要因素.当代中国要想达到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必须对空间以及上述影响因子进行认真分析,加强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体进程.     

人口空间合理分布与健康城镇化：问题及对策

走健康和谐城镇化道路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主导战略。城镇化既包括城镇空间的扩展,也包括城镇人口的相应增加,城镇空间的扩展和城镇人口规模保持一致性是健康城镇化的基础。但是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是,我国城镇空间的扩展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已大大高于合理水平;城镇体系不合理导致人口分布不合理,形成大城市由于人口过度集聚而导致严重的“大城市”病,而中小城市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对人口集聚的吸引力不足,规模效益低下。在对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走健康城镇化道路,必须要从过去注重城市硬件到注重城市软件,从注重空间扩张转移到注重人口发展,在主体功能区和人口功能区规划建设的宏观背景下,以和谐的城镇化理念和实践促进人口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存在吗?——人口红利与技术进步的视角

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仍备受争议。从概念严谨性的争议和统计研究结论的分歧两条线索梳理不同观点,可将统计研究的意见分歧来源归纳为统计维度、观测时距、收入区间的界定模糊。具体而言,仅从截面和时序的统计维度考察或者将观测时距定义在较短时期内,研究结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反之亦然;"中等"是泛指的收入区间,用来引导经济学概念容易致使判别差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学理依据是人口和技术红利枯竭,从这两个视角论述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是否成立,可以发现:将工资上涨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缺乏实践证据,是对刘易斯二元模型的过度解读;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技术红利枯竭并不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

基于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大样本数据,比较同工不同酬问题和职业隔离等制度性障碍在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工人间的收入不平等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农民工收入低于城镇当地工人的现象主要可归因于以户口为基础的职业隔离,而非同工不同酬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直接歧视。城乡地区间不平衡的机会结构,尤其是教育机会的巨大不平等,是导致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工人职业隔离的重要原因。利用倾向评分匹配法把农民工与具有相似背景的城镇工人进行比较,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类型内的农民工收入比城镇工人低;在国有/集体企业和私有部门内,农民工的收入比相应的城镇工人的收入反而更高。这说明,要改善农民工在城镇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改善城乡间教育机会失衡状况的同时,还要消除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准入障碍,保证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均等。     

教育不平等与生育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我国1990-2010年31个省份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旨在检验生育率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能显著改善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但农村生育率下降对农村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很小,城镇生育率下降反而会加剧城镇教育不平等,说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降低了城乡间的教育获得差距。生育率下降均有益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分配公平,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并不显著。另外,教育扩展政策、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能非常有效地解决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同时应注意政策适当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倾斜。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文章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重点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机制。在此基础上,逐一分析了这些机制在我国如何发挥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表明,以农村存款比率、农村贷款比率衡量的金融规模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推动作用,而以农村存贷比衡量的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具有缓解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区域特征。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金融资源供给,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使农村金融发展惠及更多人从而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从古希腊思想家到重商主义者的收入分配与价值思想探源——兼论我国的分配不平等问题

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以及重商主义者那里,能够找到关于收入分配和商品价值的宝贵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后来的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古希腊思想家的分配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配不平等问题是我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需要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关系,保证机会平等和基本权利的平等,同时要反思过去的分配制度及其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