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的迁移模式给群体健康带来了差异化冲击。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PSM检验等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与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同向变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自评健康影响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为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不断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以家庭为单位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家庭发展，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涵义

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如何在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层面回应这一新的变化,不仅事关2.5亿流动人口的福祉,也直接决定了城镇化进程中各项改革的成败。基于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研究探讨了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主要模式、迁移序列、迁移轨迹和主要特点,发现完整家庭式流动已经成为我国核心家庭流动的主导模式;在无法实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前提下,家庭迁移呈现出先夫妻、后子女的序列;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程度受到迁移距离和迁入地生活成本的影响等特征。人口流动的家庭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福利,同时也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和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亟需构建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环境,以促进发展的共享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生命历程视角下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的影响研究

“母职惩罚”现象不仅存在婴幼儿照料事件发生的当期,还存在于母亲的后期职业发展过程。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可能路径在于早期照料经历使得职业中断可能性提升,同时这种负向影响表现出随着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时长的推移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表明,照料婴幼儿对母亲后期收入的负向效应并未呈现世代差异性,但是表现出部分区域差异性。文章验证了从生命历程视角理解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的重要意义,指出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应贯穿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从而有助于释放母亲群体充分就业的性别红利效应和潜在的再生育潜力。     

家庭化迁移与农户耕地隐性撂荒——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农户耕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全国层面农户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显著抑制了隐性撂荒,这主要源于家庭化迁移提升了农户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倾向;家庭化迁移对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转租型耕地转出更强,农户耕地处置偏好呈现“离地不放权”“弃耕不流转”的特征;家庭化迁移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抑制了隐性撂荒,而农业投资抑制效应促进了隐性撂荒;机械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显性撂荒、代耕型耕地转出和转租型耕地转出存在非线性促进作用;相比于子女和配偶随迁,流动人口父母随迁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家庭化迁移趋势下政府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提升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加大对种粮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耕地高效利用。     

农村人口流动的健康不平等结果——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视角

本研究以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已有实证研究内容的梳理和对比,发现健康不平等是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社会后果,并且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是整体性的,是存在于包括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在内的农村流动家庭全部成员身上的.通过对造成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的因果链条进行由近及远的分析,发现“农民工”身上的劳动力半商品化过程是因果链条上的远端解释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正是劳动力半商品化形成的农民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以及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缺位导致了农村流动家庭整体性健康不平等结果的产生.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留守儿童及其社会化

当前研究关于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截面静态、共时态和结构性的,忽略了留守儿童及其农民工父母的动态生命历程,尤其是父母流动和儿童自身流动这两个更为复杂的维度.将这两个维度纳入到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之中,意味着留守儿童研究的对象、问题及其分析思路都需要改变.因而引入动态生命历程视角对于考察留守儿童与亲子分离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克服静态的定量调查及其分析所面临的桎梏.在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呈现一种“反埃里克森定律”的现象,应引起学界乃至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家庭生命历程事件的代际支持:实现路径与运行逻辑

从生命历程视角探讨家庭生命历程事件的代际支持,有助于深入理解不断变化的时空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当代意义。基于解释性时序混合设计的研究发现,生命历程事件的代际支持呈现出两条主要的实现路径：一是基于家庭形态改变的代际支持调整,二是基于需求引致的代际支持变化。生命历程事件的代际支持既非纯粹基于家庭主义导向的利益权衡,也不完全是家庭规范约束的结果,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紧密的情感联结促使家庭成员对代际支持达成一致性理解,使代际关系伦理在家庭生活中被制度化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家庭秩序。这种相对稳定的家庭秩序对于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研究

近10年关于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研究文献显示,农民工迁移意愿呈现一定的时间、地域、性别规律;家庭式迁移是中国劳动力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籍、婚姻状况、进城打工年限、收入、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等。到目前为止,对未进城农民迁移意愿的深入研究依然空白,而关于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因素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推进农民工(农民)永久性迁移不仅仅需要打破政策制度上的限制,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     

家庭与职业的双重时间：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生命历程研究

在“时间与移民”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对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家庭时间（性）”与“职业时间（性）”双重时间维度探讨其在跨境流动中所经历的与性别相关的时间约束和支持,并考察这些时间力量和时间性如何交织并作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体验。研究表明,女性学者所处的跨境学术流动体系以及相关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期待带来了一系列性别化障碍,进而生成和塑造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家庭与职业领域的特定时间困境和冲突,影响其生命历程进阶。同时,文章指出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跨境语境下也受到一系列性别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能动地调试和改造自身的时间处境与时间体验,以更好地实现职业与家庭的协调和相对均衡发展。由此,本文进一步推动移民研究的“时间转向”,将时间（性）视角引入学术移民和学术流动研究,考察女性流动学者独特的性别化时间体验,挖掘跨境学术流动体系内部潜在的性别化因素及其不平等权力关系,在理论和实证上促进移民研究领域的发展。     

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面临的挑战及策略研究

健康作为“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中国应对人口高速老龄化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国实现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的现实选择。为最大限度地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应以生命历程视角考察与健康相关的“保障”和“参与”因素,基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素养水平较低、患慢性病比例高、社会参与能力不足与精神健康问题容易被忽视,以及家庭照护支持政策相对匮乏、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形成、医疗保障统筹能力与预防性医疗服务水平不高等现实条件,“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应全方位提供健康教育,以高健康素养水平促进“主动健康”;协调区域卫生资源配置,增进健康公平;充分调动多方主体力量,健全医疗康复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促进,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     

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

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独生子女总量已经居世界首位,从家国关系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估非常有必要.基于全国5000份问卷调查样本,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量化分析发现:家国同构模式并未对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优势递减效应”的存在及公共生命历程一致性也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国家一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重新思考国家-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位置非常有必要.     

乡-城移民家庭融入趋势及政策研究框架——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家庭化迁移并定居城市已然成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开展经验研究,评估家庭融入指数.研究发现移民家庭主要面临家庭结构失衡、家庭经济分化加剧、家庭福利政策缺失、家庭服务薄弱四大基本问题.同时,依托专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开展行动研究,构建新型的“移民家庭服务提供模式”.在上述经验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证据为本”的政策研究,从家庭能力建设、家庭资本建设、家庭就业促进、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乡-城移民家庭融入政策体系”.研究旨在促进家庭政策与现有一般性社会政策体系的融合,增强社会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增进移民家庭的社会福祉,化解社会隔离与家庭分离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金融危机环境下农民工回流问题分析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本文依据2009年吉林省农民工返乡抽样调查数据,应用微观计量方法分析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和流动距离对农民工回流具有正向影响,务工时间、务工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回流具有负向影响,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农民工回流概率较高;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回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农民工回流的概率增加了40.46%.     

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农民农”的养老规划及实践逻辑——以江阴市C镇为例

“农民农”作为国内异地迁移的特殊群体，他们对于自身养老问题的感知与规划明显不同于农民工以及在原居住地务农和迁入地务农的农民。为从社会文化层面探讨“农民农”养老规划的深层意涵，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江阴市C镇14户“农民农”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农”更加青睐回乡养老，并依靠自我和家庭支持，形成了一套“资产重塑+保障优化”的实践逻辑，但其中却隐含着“备而有患”的风险，亟须政府的补位支持。对此，户籍地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农”的经济支持和环境支持，在保障“农民农”持续稳定增收的同时，创建安全宜居环境。现住地政府则应注重对“农民农”的制度支持与情感支持，增强政策操作层面的包容性，建立起社区与家庭的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