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风险对在线旅游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分析

旅游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互联网购物平台的虚拟性和远程性强化了消费者感知风险,它也成为影响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聚焦消费者感知风险,运用SPSS 19.0及AMOS 21.0软件,构建以5个维度的感知风险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信任为调节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变量间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感知风险对信任的影响差异较大,仅经济风险感知与信任呈显著负相关;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总效应皆呈负相关;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有效地降低了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的负向影响.     

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政治权利公平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关键内容，也是推动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然而，学界有关政治权利公平与个体参与社区治理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缺乏。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2019),文章考察了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两维度(即选举/决策参与)具有直接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三维度(网络、规范、信任)在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间均具有中介效用；(3)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调节效用具有差异，社会网络调节不显著，社会规范(或社会信任)调节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选举参与(或决策参与)间关系。实证结果既丰富了政治权利公平的理论研究，又为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退货政策宽松度对消费者网购意愿的影响——基于SOR模型的有调节双中介效应分析

在网络购物中,由于产品收货时间滞后于支付时间而导致退货现象频发,因此退货政策成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刺激-组织-反应”模型(SOR模型),并结合信号理论,以感知质量和感知风险为中介变量,以产品异质性和店铺口碑为调节变量,通过有调节的双中介效应检验考察退货政策宽松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宽松的退货政策使消费者产生更高的感知质量和更低的感知风险,感知质量的提高和感知风险的降低会增强消费者购买意愿,从而形成“退货政策宽松→感知质量提高→购买意愿增强”和“退货政策宽松→感知风险降低→购买意愿增强”两条传导路径;在口碑较好的店铺中,退货政策宽松对消费者感知质量和感知风险的影响更强;对于异质性较弱的产品,退货政策宽松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更强。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揭示退货政策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机制,而且对消费者、网络店铺和电商平台都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居民生活状况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功能性活动为中介变量考察了这一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保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需求满足度评价越高,其幸福感提升越明显;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休闲参与三个功能性活动要素,在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作为抵御健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公共产品,基本医疗保险是居民更好融入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条件,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体验,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水平。因此,在相应决策中要加强对参保居民的需求分析,重视提升制度实施的改善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关注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可行能力效能。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放大还是缩小：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

信任与风险感知的关系研究已成为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已有研究虽然探讨了不同类型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但是缺乏深入探讨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深刻改变人际信任,并形塑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针对雾霾问题提出风险感知维度、人际信任类型,构建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影响机制假设模型,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等方法,验证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分为三类:亲近人信任、周围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亲近人信任和周围人信任不仅对风险感知产生正向效应,而且通过人际交流对风险感知产生间接效应。陌生人信任会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负向效应。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影响的内在机理,更重要的是为构建信任机制和信息机制,引导理性、科学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老由谁养：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传统观念、经济状况、养老保险和政治信任对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有无子女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养老意愿选择几乎没有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不倾向于选择政府养老，而选择子女养老；有养老保险者倾向于选择非子女养老方式；相对子女养老而言，随着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选择政府负责养老的几率降低。养老政策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养老意愿问题。     

移动旅游优惠券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作为旅游企业促销和宣传的重要手段,移动旅游优惠券使用户出游更加便捷。然而,各商家之间采取同质化的促销和竞争方式,使得移动旅游优惠券的兑换比例呈递减趋势,用户因为持续使用意愿降低而大量流失。本研究以期望确认理论为基础,综合考虑感知易用性、感知成本、感知隐私风险和感知行为控制四方面因素,构建移动旅游优惠券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究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SPSS、AMOS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期望确认度显著正向影响用户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满意度,同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越高,满意度越强,也越容易产生持续使用意愿;(2)满意度在期望确认度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用户感知隐私风险负向影响用户满意度,但并不直接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满意度在二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消费升级下在线信任及其对在线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消费者购买决策理论为基础,探讨消费升级下在线信任及其对在线消费行为的影响,选取商家声誉、物流服务质量、平台功能和促销活动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线信任、物流服务质量、平台功能以及促销活动对在线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此外,在线信任在物流服务质量、平台功能以及促销活动对在线购买意愿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商家声誉对在线购买意愿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当前,在消费升级环境下,线上零售商应注重声誉的打造,通过提高在线信任来降低减轻消费者风险,同时在运营中优化线上购买流程和商品陈列设置,精准匹配促销信息,保持顾客感知优势.     

网络购物中影响消费者信任的感知因素实证研究

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信任问题是影响网络购物发展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感知交易安全性、感知网站品质和感知商家声誉等具体感知因素对网络购物中消费者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童年期留守与成年后信任：阈限效应、内部差异与作用机制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留守经历对个体社会信任影响的长期效应、内部异质性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均有长期负向影响，对一般信任的负面影响随时间流逝有所消减，但对特殊信任的负面影响则不能被时间疗愈；其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阈限效应”，即对个体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留守”而非留守持续时长；再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早晚”和“监护”效应，有小学和初中阶段留守经历者以及留守时由祖辈监护者，其特殊和一般信任均更低；此外，因果中介分析表明，留守经历会通过降低留守者主观阶层地位而对其成年后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说明童年留守经历所导致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留守者对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等身边人信任的内在负面冲击且难以被时间疗愈，而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外部信任危机则相对较小且可能随时间修复。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医生对患者的信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视角

医患信任是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关系,以往更多关注的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简称患者信任）,忽视了医生对患者的信任（简称医生信任）。基于深圳市8个行政区共37家医院的抽样调查数据,呈现了医生信任的现状。研究发现：医生信任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制度主义视角上,公立医院、越高等级医院的医生对患者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日均工作时长、职业倦怠对医生信任具有显著的消极效应。文化主义视角上,一般人际信任以及对媒体医患报道的信任均可提升医生信任水平;开放主义和自我超越价值观对医生信任也具有积极影响。这些发现意味着提升医生信任既要重视制度主义因素,如降低工作量、提升职业效能感等,也要重视文化主义因素的长期积累,如提升整体社会信任水平、提倡积极的文化价值观等。     

感知价值对消费者移动购物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TAM和VAM理论模型

文章从消费者感知价值的角度,以TAM和VAM为理论基础,研究影响消费者移动购物意愿的若干关键因素.采用调研问卷方法,运用SPSS软件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情感体验分别对移动购物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感知风险对移动购物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感知费用对移动购物意愿呈负相关,但影响并不显著,感知价值对移动购物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     

微博互动对网络购买态度的影响研究

以用户使用微博时感知有用性及感知易用性功能认知、信任社会认知为中间变量,探究用户微博互动对其网络购买态度的影响,最终构建微博互动与网络购买态度研究模型.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用户利用微博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有助于促进其形成良好的网络购买态度,与此同时用户使用微博时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正向显著影响其网络购买的态度、信任社会认知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网络购买的态度,并且感知易用性的影响更大.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使用互联网会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吗?

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抑郁是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2018),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社会网络支持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经常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朋友网络支持的促进作用高于对其家庭网络的促进作用,但在使用互联网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过程中,主要发挥中介作用的仍是家庭网络,朋友网络支持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网络政治与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的辩证分析

网络媒介是连结党和国家与农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就网络媒介对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的正作用而言，其有利于加强对少数民族农村政治宣传力度，提升对少数民族农民舆论引导水平，强化对少数民族农民的思想教化功能，扩大对少数民族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就网络媒介对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的负作用而言，网络政治本身存在若干弊端与缺陷，其有可能诱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网络媒介的政治属性及其法律地位、网络媒介的公信力以及自身的技术支持等方面是制约网络政治发生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