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互联网嵌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嵌入深刻影响农户收入获取,成为治理农户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助于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继续发挥政府在“互联网+共同富裕”中的掌舵作用,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共同富裕”的多元实现模式,包括农业生产维度的“互联网+特色产销”模式,就业创业维度的“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培训”“互联网+就业创业”“互联网+金融”等模式,社会服务维度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     

我国农村电商扶贫机制与扶贫效果研究

电商扶贫能够克服贫困地区区位瓶颈制约,提升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为传统贫困地区提供"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近年来,各地探索农村电商扶贫的实施路径,有效实现了贫困地区的外部资源注入、产业重塑升级、去中心化帮扶和社会公平促进。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电商减贫效果较为显著,同时,电商扶贫面临着电商产业规模普遍较小、电商支撑环境相对滞后、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不同区域间的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等现实挑战。对此,应从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大力完善农村电商支撑环境、搭建农村电商的农户参与平台、强化电商扶贫政策设计效能等方面,提升农村电商扶贫实施效果。     

乡村振兴背景下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村家庭减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后,如何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中国迈向共同富裕面临的又一项挑战。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专业技术培训对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其作用机制在于,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家庭成员参与就业的概率,提高家庭收入,从而帮助家庭脱贫。异质性分析表明,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在规模较小、男性占比较高的家庭,以及村居规模较大,距离县城较近的样本中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缓解相对贫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贫困地区财政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４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自治区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扶贫到村到户，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效，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贫困问题大范围缓解。主要表现在：１国民经济持续增长。３０个贫困县（市）（含２５个国家级贫困县和５个自治区的贫困县（市））１９９８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２１５０６０万元，占全区８５个县（市）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６％。农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３０个贫困县（市）１９９８年农业产值比１９９７年增长７．１９％…     

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我国在扶贫开发事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政府主导,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路径;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扶贫方式方法创新是扶贫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障。2020年,我国将历史性地全面解决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淡出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不同于绝对贫困的全面解决,缓解相对贫困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分阶段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动态识别机制、代际阻断机制、就业提升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兜底保障机制、联动协作机制在内的六大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金融能力、数字化金融行为与相对贫困缓解——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法与因子分析法对相对贫困与金融能力进行定量测度,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缓解相对贫困,且对居民的收入、教育、医疗和健康单一维度贫困也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改善家庭资产配置、促进居民创业和增加社会资本来缓解相对贫困;此外,加入数字化金融行为的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更大。因此,应强化金融知识教育和培训,提升居民金融能力水平;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积极参与社会互动,扩大社会资本;提升数字金融素养,进一步增强金融普惠性。     

第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多维检视与实践向度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农村虽然一直是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目标领域，但存在的问题亦较明显。在总量维度，农村慈善捐赠资源数量有限；在结构维度，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短板突出；在动力维度，农村志愿服务动力明显不足；在环境维度，农村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淡薄。尽管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但是这种“自觉自愿”行动也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进行激发。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应落实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扩大农村公益慈善资源，建立精神生活富裕促进机制弥补农村富裕短板，塑造志愿服务成长机制增强志愿服务动力，加强慈善文化引领机制优化农村公益慈善环境。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

医疗救助为低收入家庭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维持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医疗救助制度对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而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医疗救助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医疗救助对不同医疗支出负担的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缓解程度也存在差异。     

多元灵活与长效稳健: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双重维度

脱贫攻坚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我国也即将进入后扶贫时代.面对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局面,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应沿着多元灵活与长效稳健这两重雏度进行,这是由相对贫困两大相互关联的属性决定的.在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过程中,在分析两重维度分别具体如何建设之后,可以看到这两重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张力与矛盾、联系与相互影响,可以得出应以正确的审视视角展开对这两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对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整体构建的初步结论.沿着有机统一的双重维度展开建设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依靠多元且专业化的扶贫责任机构、长效且权威的扶贫法律法规、专业性与党性并存的建设主体、深入且效果持久的精神扶贫举措等,应对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的、复杂变动的相对贫困状况.     

民族地区“推普”的减贫效应分析

语言作为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和信息载体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及外部性等经济学属性，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曾经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应该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多维视角分析普通话推广与解决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对解决民族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并呈现异质性特征。坚定不移地推动普通话高质量普及，是新时代助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因此，要深挖“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潜力，继续发挥“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学校和社会在“推普”中的阵地作用；分类施策开展“推普”，着力提高普通话普及效率。     

中国减贫制度体系探索:考核评估的创新实践

回顾中国减贫发展历程,为提升减贫成效,我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层级建立和完善了科学合理的减贫考核评估机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精准扶贫工作体制,通过创新减贫考核评估体系,适时对扶贫减贫工作进行考核评估,督促引导贫困地区提高扶贫工作实效。在严格的考核评估机制下,我国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数量不断减少,减贫质量和效果明显提升,区域性整体贫困和绝对性贫困难题得到有效缓解,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升国家贫困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机制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从农村异质性的新视角,依据吉林省的调研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产业融合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处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缩小;从事新型农业农户的收入普遍高于从事传统农业农户的收入;异质性农村的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提高的作用更强.由此认为,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产业类型转移剩余劳动力、优化利益分配机制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还可以通过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丰富农村产业融合模式等途径促进农村产业融合高效发展,进而增加农户收入,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最低工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效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至关重要。最低工资政策作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权益的一项重要规定,能否以及多大程度缓解相对贫困,值得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以及各区县最低工资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工资效应与就业效应二者比较,平均而言,最低工资尽管会导致一定比例的就业损失,但将在更大幅度提升相对贫困家庭收入增长,从而总效应是积极正向的。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会因省区市场化水平和劳动保护强度而呈现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当前相对贫困治理以及完善低收入家庭的纾困举措能够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服务如何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来自24个主要农业省份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我国24个主要农业省份(市、区)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服务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服务能够显著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一致结论;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户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理赔效率在数字金融服务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而言,数字金融服务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理赔效率,从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个层面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持续推进数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完善智慧农业保险体系及整合相关主管部门力量是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