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的“老有所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在我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为促进老年人劳动供给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应用就业选择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促进了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显著提升,并导致工作时间显著缩短;互联网使用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足以补偿工作时间的缩短,导致老年人劳动供给明显增加。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增强社会融入和改善自我认知等途径促进老年人就业,互联网使用所产生的工资溢价一方面促进了老年人就业,另一方面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和工作时间的缩短,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弱;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城镇居住、无隔代照料压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低龄的老年人群体,而对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有养老金、无隔代照料压力和城镇居住的老年人群体。基于此,政府部门在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引导和鼓励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将有助于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显著增加。     

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在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文章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考察了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其心理健康,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显著降低,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提高9.5个百分点。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对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损害更大。机制的探讨发现,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受阻、线下社会参与受阻,从而损害了其心理健康,且不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也阻碍了线下社会参与。结论表明,数字鸿沟导致了老年人信息获取的不平等,要通过缩小老年人技术接入与利用的差异,弥合老年人的知识鸿沟,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     

代际传播数字沟的形成背景、社会影响及其调适

随着互联网及各种传播技术进入家庭空间,亲代逐渐丧失了在教化子代上的权威和优势,子代凭借对新技术的掌握而获得"反哺"能力,成为亲代学习新技术的"言传身教"者,在代际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亲子两代在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接入、使用上的差异,伴随时间的累积效应,将产生知识积累上的差异,数字沟由此产生。家庭内部的数字沟,是社会层面数字沟及其不平等的组成部分,将加剧社会的信息分化、冲击传统"亲孝"关系,使老龄化社会"雪上加霜"。为消弭代际数字沟,回应"积极老龄化"的时代需求,应开展面向老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活动,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网络平台;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质量,建立子代与父辈之间新型亲子关系。     

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进入 90年代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讯技术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与此同时出现了全球新的贫富差距 ,即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影响 ,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知识发展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通讯技术引进水平是影响一国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重要因素。面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新的国家治理 ,从而实现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加速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转型 ,不断缩小与“信息富国”的信息差距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     

数字经济对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基于制度理论视角

再就业是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的重要方式,数字经济凭借信息通讯技术优势成为助推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一大引擎。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提升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概率,对城市、中等收入、高社会保障的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且主要通过岗位创造效应、信息传输效应,以及门槛准入效应等机制进行影响。进一步从制度理论视角讨论,发现在良好的社会契约环境、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数字沟通力”与天津城市形象传播

当前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国家战略。这一过程中,在新的媒介技术影响下提升大城市的“数字沟通力”极具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其中连接整合和转换融通两个核心要素对思考“谁来沟通”“沟通什么”和“怎么沟通”等问题具有积极指导意义,也体现出对于媒介技术、社会文化的前瞻思考和现实考量。塑造天津现代化大都市形象,需通过创新观念、顶层架构、话语阐述、技术合力等方面的多维、互动、互融的策略尝试来提升天津大城市的“数字沟通力”,扩大现代化大都市形象传播的影响力。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热潮,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型,不同经济主体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条件上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以及数字治理体制不够完善,诱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妨碍了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将包容性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系统思维的着力点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接入条件,促进弱势群体的数字平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     

“海归”高管与中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

在海外人才大规模回流与中国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使用2007—2020年沪深A股数字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海归”高管对我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我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同时,该作用具有异质性,会受到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不仅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员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强度促进数字产业技术创新,而且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周边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和数字技术使用程度的增加。研究结论从人力资本角度揭示了我国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为吸引海外人才而改善国内制度环境,进而促进我国数字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使用互联网会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吗?

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抑郁是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2018),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社会网络支持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经常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朋友网络支持的促进作用高于对其家庭网络的促进作用,但在使用互联网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过程中,主要发挥中介作用的仍是家庭网络,朋友网络支持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序次Logistic回归,探讨老年人数字鸿沟影响因素及以数字反哺为表现的家庭支持对于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效果.数字反哺效果可分为习得效果和代理效果,研究发现:低龄(60-65岁)、居住在城市、社会经济地位高、认知和记忆能力强等因素正向激励老年人互联网应用.子女的数字反哺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影响不同;如果亲子见面联系频繁,将促进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增加数字反哺的习得效应,缩小数字鸿沟;如果亲子存在照料关系或亲子同住,将增加数字反哺的代理效应,扩大数字鸿沟.因此,政策制定与执行应兼顾不同群体需要,提供"适老化"通道,为老年人选择数字与非数字生活方式提供支持.     

互联网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

互联网以其开放、平等、创新、协同、共享等特性,对个人生活、企业经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将互联网看作继市场和政府之后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提出各类市场主体可通过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有效集合生产资源、整合闲置资源、聚合优质资源和特色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分析了互联网通过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服务方式、治理方式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最后,给出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驱动下,现阶段互联网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包括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和智慧农业,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建设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等。     

“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数字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含了“数字中国”概念的学理性问题,也包含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因此,探讨如下问题对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数字中国”这一概念展开分析,研究“数字中国”的概念源流,并以此作为“数字中国”概念的分析背景;其次,研究“数字中国”的范畴演变,重点分析“数字中国”概念的内涵以及外延;再次,研究“数字中国”的框架逻辑,以此解释如何建设“数字中国”;最后,研究“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讨论,不仅可以对“数字中国”产生更为科学理性的认知,也有助于把握“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具有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已在合作机制和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丝路电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同时还存在对数字经济认知不一致、外部环境压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规则和机制建设不足等挑战。未来,要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强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使附着于土地上的生产活动实现增产和减污双重改善,从而显著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采用2006—2020年我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性、累积性与短期滞后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来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同时提升本地和周围地区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推广效应,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强、大规模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而中小规模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和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因地施策,有效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互联网使用能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吗?——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122个水稻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问题,实证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化肥施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农户年龄、务农经验和采用杂交水稻品种对农户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接受技术培训和扩大经营规模对农户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在反事实情境下,对于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来说,互联网使用促使其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单位产量肥耗分别下降21.38%和25.83%;对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来说,互联网使用导致其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单位产量肥耗分别提高33.62%和46.11%,即互联网使用对化肥施用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第三,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促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和提高农户化肥施用技术知识水平两条路径影响化肥施用。     

“赋能”与“挤出”双效应下数字治理的“补丁”策略——基于代际发展权的分析框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大加速了当代中国数字治理的发展,“数字赋能”与“数字挤出”是数字治理的背反式效应,老年群体被数字挤出成为数字鸿沟新形态,引发了社会对数字治理下代际发展权问题的关注与聚焦。代际发展权视域下老年群体“数字挤出”吁求对数字治理的再治理。为此,既要打好“技术补丁”,打造友好型“乐龄数字”管理;又要打好“制度补丁”形成“数字挤出”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效率性与公平性同步提升。数字效率与治理公平双向同构,既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基本方向,也是代际发展权的现实展开方式。     

“快速社会化”: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趋向、困境与纾解

数字与信息技术重塑了青少年的知识空间、生活方式与成长空间,数字社会中的“缺场”交往扩大了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范围,超时空经验提升了青少年的学习能力,网络集群促进了青少年的角色认同。青少年由此具备了主动快速筛选与汇通信息的能力,同时对数字知识与现实经验的双重把控与“反向社会化”的趋势也成为青少年成长的显著特征,青少年成长形成“快速社会化”的趋向。青少年的加速成长促使青少年提前掌握信息控制权、过早接触“成人的秘密”以及更快形成理性的思维方式,由此带来了教化权力转变、两性关系早熟、个性化强调等非预期后果。在此基础上,青少年的成长易陷入数字代沟、不良信息危害和孤独心境影响等现实困境,甚至催生出代际冲突、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问题。故而实现青少年社会化的全面健康发展,需要青少年自身、家庭、学校乃至全体社会在理解并配合“快速社会化”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青少年主动加强现实实践能力,家长主动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学校乃至社会积极营造健康的数字社会环境,激发“快速社会化”内蕴的积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