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劳动是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一个重要特征。文章在人力资本视角下,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控制其他影响变量,考察人力资本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非农劳动参与有积极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非农劳动参与,但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控制变量方面,农业劳动任务的增加会降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率,地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也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概率更低一些,此外,婚姻因素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     

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

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有助于消解老年人等于“无用”之人的年龄歧视,助推国家养老战略的适时跟进;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和制约,有助于探究促进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和谐之道以及建构养老的良性代际互动模式。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研究分析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部分中、高龄老年人仍参与劳作,且劳动类型的灵活性较强,照料劳动主要指向高强度孙代照料。家庭关系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加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而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老人参与非农工作。在家庭结构方面,健在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非农劳动和农业受雇;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是其“教育红利”“健康红利”和“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同时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差异与性别分工。     

婚姻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性别差距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考察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6.0%；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12.3%；与无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4.9%；与无0—6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3.5%。因此，应大力完善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体系，减轻女性的育儿和照料负担，并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努力促进性别平等。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易发生中风

正最新研究表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中青年人,患中风的风险增加。研究人员分析了100多万名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医疗数据。他们的年龄从18岁到60岁不等,其中29%被诊断为PTSD。研究人员发现,将多种中风因素考虑在内,与没有PTSD的老兵相比,患有PTSD的老兵轻度患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可能性仍高出61%,中风的可能性高出36%。而且,在PTSD和中风之间的联系上,男性比女性更明显。     

影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因素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2006年的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女性年龄、孩子数量、家务劳动与个人收入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重要因素。女性年龄越大,劳动参与越少;当孩子数量为两个的时候,其与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并不显著,当孩子数量为一个和三个及以上时则显著;家务劳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状况有负的影响;个人收入仍然是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原因。而与父母同住和婚姻状况则对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社会与法律因素探析 ——基于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表现为工作不够稳定，职业收入不高，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各项福利待遇的覆盖面不广。从社会与法律因素分析来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排斥、法律认知、组织参与等因素都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有一定影响，应针对这些影响因素采取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应对措施。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中国家庭的婚姻暴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家庭系统的考察

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中国家庭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夫妻间婚姻暴力以精神暴力为主且发生率较高,肢体暴力和性暴力发生率较低.暴力行为具有偶发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暴力伤害.夫妻沟通状况与权力分配方式、家庭地位满意度、个人社会活动与社会参与、法律的干预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婚姻暴力有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主要对男性发挥作用,教育和宗教因素主要对女性产生影响.     

女性就业难探析兼论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

女性就业难的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劳动部门和我们这个社会,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经常可以从一些报道里看到:大学生分配中,女性分配难于男性;社会招工中,招收男性的比例大大高于女性,甚至女性为了谋到一个与男性同等的职业,要有一个比男性高得多的条件限制,如要有比男性强壮的身体,要有比男性高出许多的分数线;在女性就业中,劳动部门要就女性就业对用工单位进行硬指标的计划性分配,甚至在各用工单位中进行搭配等等。影响女性就业难的问题,有来自女性自然性状的因素,有来自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有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本文将就女性就业的问题从经济方面作一些分析,并从这个角度指出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     

性别、阶级和流动——以小型餐饮业为例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小型餐饮业的调查发现,其劳动关系具有拟家庭化的特点,既有家长式权威也有庇护.从业人员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其边缘化的阶级身份,且阶级身份又与其外来人口的身份相重叠,并在与顾客的关系得以强化.这种拟家庭化的劳动关系模式是以小型餐饮业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年龄分工为基础的,它为男性提供了更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把女性固化在底层的阶级地位上,这种分化削弱了群体的团结.这样一个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会直接作用于该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特点.     

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1996年和2006年全国两次农业普查结果揭示了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特点和数量变化: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处于“倒U”型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大;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显著:供给能力明显不足,供给主体以中青年为主,女性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劳动年龄外农村劳动力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属于总量过剩型,自然赋予对农村劳动力供给本土吸收能力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影响并不显著；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动机来看,家庭收入与消费因素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     

我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无休止劳动行为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对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及27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运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中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水平对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结果不显著,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会提升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个体层面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经济属性都会影响个体的无休止劳动决策。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无休止劳动;子女数量越多越有可能促使个体进行无休止劳动;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公共部门工作、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不需要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家庭收支均衡的群体无休止劳动意愿更低。此外,区域层面的因素会调节个体层面属性对其无休止劳动决策的影响。     

城市化背景下的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研究

该研究利用山东省烟台市的数据,探讨了“村改居”前后,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变化情况,同时分析了影响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各种因素。研究发现,“村改居”过程对于老年人的地缘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并且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表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同时老年人的学历、收入和社会参与水平,是决定老年人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     

现代科技革命与劳动分工——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再审视

在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科技革命影响下,等级制森严的传统社会性别劳动分工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壁垒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而逐步瓦解,女性更多、更广泛地参与到了劳动分工中去.     

我国老年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的变迁分析——基于性别的视角

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最大规模的老年人经济来源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构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发现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在生活来源的具体比重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总体上,还具体体现在年龄、婚姻、地区等方面.从2005年到2010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上性别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女性老人变得更加自立和独立.通过分析,文章也发现老年人生活来源的方面的性别问题,如女性老年人对家庭依赖较重,社会保护上比男性弱,未婚男性问题较大等.对此,也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     

生育代价、社会资本与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基于全国样本的监测数据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生育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就业质量,生育代价普遍存在。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査的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社会资本视野下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及其生育代价的变化。研究发现:虽然生育对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水平有消极作用,但这种负向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愈发弱化。因此,在生育新政背景下,为提高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减轻其生育顾虑,可能的途径还在于提升流动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     

我国农村女性地位的嬗变及其社会心理——性别平等视野下的分析

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男人与女人两大主体的相辅而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但女性在参与社会多种活动中遇到的阻力远远超过男性。影响农村女性地位提高的不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心理因素,即文化素质偏低、心理素质较差、政治素质偏低、身体素质欠佳及各种偏见和阻力的存在。国家应从实行倾斜性保护政策、为农村女性创造参与社会的条件和机会、提高农村女性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以提高我国农村女性的地位。     

农村在婚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农村在婚男性的地域流动重构了传统的、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在维持“女主内”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男主外”的格局,这无疑会作用于女性的家庭地位.本文基于性别分工理论、家庭决策理论,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探讨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务工收入的增长并未降低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相反,由于留守妇女更多地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掌握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故其家庭决策权显著增强,家庭地位得以改善.总体来看,“男流女守”的新型劳动分工模式对留守妇女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重女性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她们家庭决策权的提高.     

养老保险制度对提前退休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旨在通过对2416份样本的退休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对不同性别的退休者退休选择的影响.文章以1997年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统计模型,估计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不同性别的劳动者是否提前退休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表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男性的退休行为有显著的影响,男性提前退休的概率变化相对于女性要高出8%左右.研究还发现1997年改革使得所有劳动者提前退休的概率下降7.6%左右,表明1997年的改革对提前退休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作用.     

老年人消费状况及其性别差异——以浙江省为例

在浙江省,无论城乡,老年人的消费状况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女性老年人的月消费总支出低于男性;“饮食/食品”和“居住(房屋水电)”等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比例往往高于男性;医疗月均费用少于男性,而医疗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高于男性;有人情往来的比例比男性略高,而支出均值却比男性低;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均值低于男性、承受力弱于男性;低消费人群的比例显著大于男性,而中、高消费人群的比例却明显低于男性;对月最低生活费的评价均值低于男性;持较低评价值的比例多于男性,持较高评价值的比例少于男性;在经济上更感到拮据和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均表明:浙江省女性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老年人.同时,由恩格尔系数反映出,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也不如男性老年人.这就再次说明了:改善女性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政策行动的一个优先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