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的验证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来构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可以厘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越高,其居留意愿就愈强,越倾向于居留流入地;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及流动特征对其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而不同队列、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持续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重视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感的培育,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针对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创业。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政府环境治理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通过收集290个地市级2017—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并结合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个体数据,研究了政府环境治理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环境治理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显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消弭城市污染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负面影响;对于中老年人、男性、家庭规模较大、从事环境敏感职业、高学历以及高收入的流动人口而言,政府环境治理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更显著;政府环境治理仅对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环境治理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提升了政府的管理规范性并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据此,政府应持续强化城市环境治理,打造健康宜居环境,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进而提升城市人才竞争力。     

"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农民工的“城市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河南省“百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通过河南省"百村调查"数据,能够分析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打工地点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收入高的、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尊重农民工的进城意愿,分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关注青年农民工群体,促进该群体融入城市;完善产业集聚区配套设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城镇化。     

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转接的基金风险控制

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转接的难点在于医保基金的风险控制。对于转出地而言,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转接不仅减少了医保基金,而且破坏了基于自然人口结构的"大数法则";对于转入地而言,由于农民工之前工作时累积了疾病,在转入地就医将导致迁入地医保基金出险。对此,医保关系转出地应加大农民工医疗保险扩面和基金征缴力度,提高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控制医疗费用支出不合理增长;医保关系转入地则应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基金总额预算制度,鼓励商业保险参与农民工医疗保险,建立医保基金的风险预警制度。同时,应做好制度顶层设计,由中央政府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险异地转接中央调剂金、农民工医疗保险关系转移资金结算机构,以及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的农民工就医费用共担机制。     

专业市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研究——基于常熟服装城的问卷调查分析

以2008年常熟市服装城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在流入地的生活形态、社会融合度等进行分析。从流动人口在当地生活适应情况、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与当地人交往频度、对当地新闻的关注程度、居留意愿和身份认同感等六方面进行考察,发现常熟服装城流动人口总体社会融合度偏低,居留意愿表达不强烈,其中暂留人口比滞留人口社会融合度低,说明居留时限是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     

不同等级城市下流动人口社会认同感、生活差异与居留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

文章研究分析了不同等级城市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感、生活差异与居留意愿.研究发现:城市等级越高,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越低;伴随着城市等级的下降,支出收入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小城市往往存在生意不好做、难以找到稳定工作、收入太低的困难,大城市则存在购房难、子女教育难的困境;一线城市中流动人口选择在本地定居的比例最高.此外,在影响居留意愿的诸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在大城市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但是在小城市中起到的是抑制作用.因此,为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异质性,因地制宜,才能吸引流动人口留在本地.     

农民工参加医保及就医行为选择的代际比较——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东部九省市数据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东部九省市数据,描述了两代农民工参加医保及就医行为选择的基本状况、差异程度。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项目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就医选择医院的地方、级别和选择报销医疗费用方式也基本上相同,并与其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这是农民工群体特征、就业因素、职业特征和城乡医疗保险政策差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一段时期内,积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政策法规建设、有效融合三大医疗保险类型、强化农民工用人单位的责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配置及医疗卫生设施的配套建设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的若干非制度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享有水平与流入地居民有比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是决定性因素.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已有的制度安排下提高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实际享有水平,可以从非制度性因素入手.通过对上海市外来人口生活基本状况调查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流入时间、受教育水平、经济收入、职业等自身条件,以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均是影响其公共服务享有水平的重要非制度因素.     

社会认同感对青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文章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社会认同感对青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1）从整体来看，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感较弱；（2）社会认同感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但与其对中老年流动人口的影响相比，作用较小；（3）在青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中，职业类型和本地有无住房等因素最为明显。文章认为，社会认同感并非流动人口的单维度反映，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国家和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本城市经济和科技等外生因素之外，还应该考虑如何让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更融洽地相处和有效沟通。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给城市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是否在城市居留的意愿却不明确或者感到困惑,这其中有各种因素在影响着他们的去留。文章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全面综述,以了解目前对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不足之处,为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提供参考和建议。     

基于非农就业视角的农民工农地退出意愿研究

基于对福州市339位农民工的调查,运用二元Loglstlc方法分析非农就业因素对农民工农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婚姻、年龄、受教育水平、非农就业工资水平、近一年内工作变换次数、非农就业过程有无受到歧视、有无参加社会保险及有无被拖欠过工资等因素对其退出农地意愿影响显著。而性别、非农就业年限、非农就业地点、有无务工技能、有无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农民工退出农地意愿没有影响。对此,提出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劳动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重视教育、提升农民工自身素质等相关政策措施。     

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分别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制度理性及社会理性四个角度对影响农民工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是农民工参与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民工的收入状况、生活水平、家庭支出状况、需要供养人数等因素对他们的制度选择意愿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而农民工的职业身份、社会交往状况、住房状况等社会理性也对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大众创业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探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返乡创业已成为农民工提升自身价值和融入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一项重要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问卷调查表明,资金短缺、贷款困难、项目缺乏、培训教育不足、公共服务不到位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为此,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机制,搭建信息平台,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真正让返乡创业农民工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政策认同、非农化能力与农户"两地"退出意愿 ——兼析土地功能分异的影响及退地方式的认同序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推动城市化的快速稳定发展、促进流入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优化、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非经济需求、降低相对剥夺感、提高公平感等积极效应。同时,也存在诸如实现难度大、不能实现将加重"半城市化"问题、加大城市承载力负担、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并影响农村发展等消极效应。农村与城市并重、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改革权益分配制度等有利于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积极效应并弱化其消极效应,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