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革

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短缺问题,是由于制度安排上的不合理造成的。变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应有不同的供应主体;各级政府在财政能力的配置上,应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支出政策,向城乡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问题。     

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制度制约及对策探讨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 ,且结构不合理。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及制度背景。要改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必须改革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城乡二元的税负体制 ,改革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机制 ,改革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机制     

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为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目前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五个重庆”的背景下,完善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既具有必要性,更具有迫切性。从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的视角对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创新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建议。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

农村垄断的市场结构、残缺的土地产权、公共产品对农民的排斥和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 ,造成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 ,要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必须从变革现行的农村经济制度入手 ,开展“制度扶贫”。     

公共经济的主体选择理论依据和标准

在“公共产品理论”形成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受到自然法的影响,认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天然是政府,并认为政府是理性的、至善的、唯一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所谓市场经济,简而言之就是由民间自由交换实现‘私人物品’的有效率的生产,而由政府负责安排公共物品的供给这样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以人为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保障农民根本利益、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条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关键要树立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尊重民权、扩大民主、培育民智的指导思想。构建“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构建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机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等。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生活富裕。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供给不足影响了农民增收;必须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对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公共风险、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四位一体”供给体制,构建多主体、多层次供给格局,保障有效供给。     

民主与"革命"——"颜色革命"后的思考

近年后苏联国家受到具有所谓“民主”意义的“颜色革命”的袭击,文章对此的反思是:(1)2005年中亚经历的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大不一样的“革命”。(2)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近代政治的产物,它意味着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变革,从这点看,2005年中亚发生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3)最近30年来的“民主化”运动、“伊斯兰革命”和民族分离运动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与西式“民主化”为背景的现代化“革命”相关。喧哗一时的民族分离运动似已退潮,“颜色革命”也受阻,恐怖主义和被认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却让美国头痛不已,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华盛顿搬起“民主化”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一个非均衡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历史性原因在于城市偏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直接性原因在于农作制度改革的“单项突进”;现实性原因在于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的双重缺失;根本性原因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悬殊。新农村建设重在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长效机制,统筹安排,整体推进,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界限,建立多元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制度;同时建立农村基层民主化决策机制,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法思维——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例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法在国家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切入点,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出发,提出制定和完善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为主的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之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基于“颜色革命”的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公共外交探析

冷战结束后,支持特定国家的“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阵营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目的是颠覆他国政权、重塑相关地缘环境,扩展和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受冷战思维驱动,资本主义阵营通过提升反对派动员能力、直接煽动民众情绪、施加压力削弱政府应对能力等微观层面的路径,改变他国“反对派—政府”的结构性力量对比;又在宏观的国际社会层面建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美化“民主输出”,以提升“颜色革命”受青睐度。资本主义阵营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将支持“颜色革命”的手段蒙上自由、民主的虚假外衣,利用公共外交对外进行战略扩张。这类充斥话语霸权的实践,贯穿于“颜色革命”全过程,不仅采用幕后交易和对外宣传措施,还辅之以对新媒体和新型沟通平台的应用,极具渗透性和欺骗性。其反和平性异化公共外交概念,与公共外交建构和平友好关系的价值相背离。对此,中国既要认清美西方利用公共外交推进“颜色革命”的实质,又要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观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障碍与突破：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衔接的若干思考

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衔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目标的现实需要。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衔接面临着理论研究之政治偏好、公共产品供给的非均衡、制度设计的缺陷性及管理的各方割据性等诸多障碍。克服其障碍,应在研究的导向性、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制度的科学设计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管理的法制化等方面寻找突破,着力推进城乡医疗保障的有效衔接。     

浅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惊世骇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塑造了具有“独立自由、进取冒险、利群爱国”的新民形象，试图从改造旧的国民性的角度来挽救中国近代的民族危亡，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认为“道德革命”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分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笔者发现它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转型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粱启超从理论和现实上为“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首先，梁…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制度关联性。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供给制度安排 ,由此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农村居民从公共产品消费中的受益程度远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一方面消费相对较少的公共产品 ,另一方面其私人产品生产的成本却相应提高了 ,从而农民收入增长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本文对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修正设想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论公共财政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消解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强烈与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政体制对农村资源的汲取产生了路径依赖,二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制度缺失制约着国家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消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着手。公共财政保障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并确保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自利、个体效率与公共选择介入的理论解释

自利与互利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自利是个体效率的基础 ,但也容易引起个体效率对整体效率的悖离 ,而纯粹自利则导致的是效率丧失。在此基础上 ,公共选择尽管有导致政府行为失败结果的可能性 ,但仅是一个涉及产权安排的制度问题 ,并不足以成为否定公共选择的可信理由 ,这就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的合理性     

集群化"中国制造"的制度特征与竞争力

企业的集群化或网络化成长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的主导性组织方式 ,这在深层次影响到“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集群化“中国制造”主要集中在“廉价品”生产上 ,“地方法团主义”以及差异化地区发展政策形成了集群化发展的制度基础。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多方面的因素使得集群化成长形成“路径依赖”和“锁定”在廉价品制造上 ,其竞争力很容易被模仿、易于转移和难以长期维持。企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在产品服务和投资条件上的价格竞争 (优惠政策竞争 )是不利于竞争力的提升和产业升级的 ,集群化“中国制造”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跳出这一“路径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