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山神神话及其特征

一、藏族的山神神话每一个古代民族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构成该民族的原始文明。各民族对宇宙世界的发生次序,对自然的神化方式,则因各自社会形态的差异而互有不同,并且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山神崇拜是藏族古代最重要的自然崇拜之一,是藏族原始信仰中最具个性特征的崇拜形式;是构成藏族整个原始信仰体系的基础。藏族居住的地区是一个山脉丛立的地区,藏区任何一座山峰之上都驻有神灵,每位山神都有自己的领地,主司专门的事务;与山神伴生相存的还有大量的山神神话、传说,特定的祭祀仪礼和供奉方法。山神崇拜     

Lartse(山神)的底层文化——藏族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凡都到过藏族地区的人都曾见到过那种经幡飘扬、神秘莫测的“Lartse”崇拜,有人也能形象地描述它的祭祀过程和解释其内在含意—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一种遗俗.“Lartse”从藏文字面意义上讲是山巅或山峰的意思、汉语的引神意是山神.从“Lartse”的祭祀形式和藏族对它的崇拜、信仰的表层观察,的确有点自然崇拜的意味.每年祭一次,一般在农历四、五、六月份进行.当地汉族等称这种活动为“插箭”或“造山神”.从藏族的原始宗教本教的“三界”说来分析“造山神”这一现象,本教认为天神、地神、地底神是万物的主宰,无处不有.而山神仅在某一山头或地段.山神因不同部落、氏族的精神寄托,其形象也不尽相似.这似乎又反映出原始人类自然崇拜的影子.有的将牦牛作为“Lartse”的替身;有的将山羊等作为传递供奉者愿于“Lartse”之间的信使.在不排除自然崇拜这种可能的前题下,它是否与畜牧业经济及其生产方式有关.畜牧业的发展,离     

“番拉扎”和“汉山神”两种信仰的比较研究——以甘肃省康乐县莲麓枉子沟村和五户丁家滩村为个案

山神信仰是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时基于生存需要形成的一种原始自然崇拜。笔者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甘肃省康乐县莲麓山区信仰"番拉扎"的枉子沟村和五户川区信仰"汉山神"的丁家滩村为个案,通过"一番一汉"和"一山一川"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汉族村落研究两种类型的山神信仰,从共性和个性的比较中认识多民族区域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传承,从"番中有汉"和"汉中有番"中认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华日地区一个藏族部落的民族学调查报告─—山神和山神崇拜

华日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史地称谓，今被藏语安多方言读为hwa－ri，意为“英雄之地”，其名沿用至今。华日部落的属地在历史上除以当今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主外，还有其它地区。当今，这些地区除居有藏族外，还有汉族、土族、蒙古族、裕固族、回族等其它民族的群众。在这里，除回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外，其它民族的群众则在山神和山神崇拜的信仰活动中呈现出多元文化形态。对此，我不仅甚感兴趣，而且认为它在民族学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限于篇幅，我只能根据我近两年的田野调查资料，对高居于大通河流域的大通十三位山神及人们对它…     

浅谈民俗与西藏民族传统体育

风俗习惯是一种传承的社会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普遍存在。由于藏民族所处独特的地域和环境,产生了与西藏民俗相适应的、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藏民族传统体育。藏民族传统体育源于生活,反映出藏族社会生活和特有的民风民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藏族群众精神文化和娱乐的主要方式。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与藏民族的信仰民俗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西藏民间沿袭着的达玛节、望果节、插箭节、萨嘎达瓦节等的崇拜信仰祭祀活动中,体育运动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西藏的民俗节日是比较多的,传统体育也是西藏节日民俗的重要内容。     

藏族湖泊来历传说“泉水成湖”母题研究——兼与汉族湖泊来历传说“地陷为湖”母题比较

在山川、湖泊广布的青藏高原,藏族民众以湖泊为中心,创造了适应高原生活的信仰系统和知识系统,赋予湖泊神性、人性和灵性,并且从生活角度对湖泊来历进行解释。藏族湖泊来历传说"泉水成湖"母题与汉族湖泊来历传说"地陷为湖"母题构成了中华民族湖泊地方传统知识的重要类型,也从生活观念、意义表达,以及叙事逻辑、母题构成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浅析青海汉族的神灵崇拜

神灵崇拜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存在于今天,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在青海东部汉族集居的地区,崇拜神灵这一精神民俗渗透到生产、生活、娱乐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存。青海汉族神灵崇拜虽源于中原文化,但也受地方原始宗教的影响,虽无完整意义上的教义与宗教组织,但神灵崇拜体系比较庞杂,一些祭神活动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就决定了青海汉族神灵崇拜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而神灵崇拜与当地社会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传统民间信仰的生态蕴涵及现代价值转换

生态问题是一种跨学科领域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从生态文化的视角观照民俗文化,传承于我国民间数千年的信仰民俗最能体现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精神关联.民间信仰习俗中涵载的大量具有原始思维特点的观念及信仰形式,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生存体悟,烙刻着鲜明的自然崇拜、图腾与敬畏的足迹,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其对整个生态文化系统的形成、演进、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建构和影响作用.     

交感巫附——从江西金溪青蛙崇拜的起源折射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的交感点

中国南方民俗中有关青蛙信仰与崇拜的起源说法较多,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一是稻作祈丰收,二是生殖崇拜,三是戏剧之神等,其中的稻作祈丰收说与生殖崇拜说得到较普遍的认同。笔者认为,青蛙信仰起源于原始巫祭祈雨,巫师交感星相而附会成对西方白虎七星中的“奎星”崇拜,然后被衍生为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至今仍盛行的江西省金溪县青蛙崇拜现象,折射出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变迁过程中,由巫师对“奎星”崇拜而附会为青蛙神的交感点,从而揭示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由“理念”嬗变为神祗的“神化”过程。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祓除与求子——上巳节与花儿会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上巳节与花儿会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同之处,指出祓除和求子是二者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并分析了具有这种共同目的和产生类似节俗的深层原因。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创新视野中的"温故"与"知新"探析

"温故而知新",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认识,把"温故"作为过程意义去理解,"知新"作为盘升飞跃的意义去认识;"温故"是方法,"知新"是目的.任何新知和创新都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由研究已知的基础上,去探讨未知所得来的.是传承的结果.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论"伊朗"与"波斯"的区别和联系

"伊朗"与"波斯"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就词源、语言、历史、文化等而言,两者有不同的内涵与严格的区别;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某些场合下,两者的内涵又基本相同,甚至可以互相代替。一般而言,"伊朗"的范畴大于"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