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刑德相养”思想探析

“刑德”思想是《四经》(即《黄帝四经》)道德思想的必然组成部分,其渊源在老子的“法令”、“道纪”。它不仅昭示了法度产生的问题,认为产生于现实社会需要的法度须以“道”为依归;而且回答了何谓法度的问题,告诉我们法度是“正”的象征,是“明曲直”的武器,法度的基础在人的需要的满足,在“刑德”的关系,主张先“刑”后“德”的价值取向,显示的是以“德”为依归的方向,昭示了用“有刑”实现“无刑”的理想追求。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在道德问题上,存在以“义”和“宗”为标准来依归法度的运思,这无疑是氏族宗法血缘意识的反映,其意义是消极的。     

《黄帝四经》“物曲成”的道德实践论

《黄帝四经》作为道家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推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对其道德思想的总结也不例外。其道德实践以万物为主体,以"物曲成"为价值目标;虽然采用从家到国的推进陈式,但不同于道家以"道"为个人修养内容的从家到国的一般形式;在方法上则选择了具有道家特色的因循行为,为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基础。"物曲成"是道家从效果论出发育养人的最典型的表达,明显区别于儒家,并且影响到魏晋玄学思想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西方思想家作为区别于儒家"控制的"模式的概括。在尊重个体并为其发展能力、创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条件、以凝聚成最大社会合力的方面,在今天仍然值得思考和借鉴。     

《黄帝四经》─—黄老道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四经》是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的道家作品,其哲学思想集中于道论：道兼具本原和主宰双重内涵,与所生之物在形、质方面根本不同;它宰制自然和人类,是统治者经营天下的基本原则。《黄帝四经》的理论源头是老子学说,其对道家思想的发展表现在道论、天地自然和道治天下等方面,也表现在对法家、阴阳家等的批判吸取,它在道治的前提下引入法治,以阴阳学说解答自然和人事,解释刑德生杀。《黄帝四经》以道为本,融合法家、阴阳家等的理论构思,奠定了黄老学的哲学框架。其后,稷下道家,《冠子》等无不是沿着这一思路向前发展。     

帛书《黄帝四经》思想学派特征

帛书《黄帝四经》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四篇佚书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基本上属于黄老学派的观点,而四篇佚书所具有的思想特点如采各家之长、人主依"道"为治的主旨、天地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有与黄老相同的一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且这种特点对后期各种思想或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     

《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

以往对《黄帝四经》思想构造的研究,只讲“道法”关系二元结构,而不讲“道名法”关系三元结构,其实“名”在《黄帝四经》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对“名”作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分析,就很难把握《黄帝四经》的主要思想。将不同语境中的“名”分为五类。《黄帝四经》中,“道”虽然是最高范畴,但并不是论述的焦点。君主该如何把握“名”、“法”才是作者注目之重点。“名”的性质和“法”相近,都与规范、准则相关。     

《黄帝四经》的“正名—用名”逻辑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帛书《黄帝四经》逻辑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立名之所指,反映着道家的名实观;"用名"体现于"君人南面之术"里,为执政治世之保证。《皇帝四经》"正名—用名"逻辑是先秦道家逻辑的一部分,只是《老子》讨论重点在"道"名上、《管子》与《皇帝四经》一样讨论重点在"物"(社会政治)名上,《庄子》则兼而有之。"正名—用名"逻辑是一种离不开具体内容的论证类型,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先秦道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一部分,先秦逻辑都是此种类型,不是演绎、归纳的逻辑,也不同于佛教逻辑。正是因为"正名—用名"是一种论证结构而成为中国逻辑类型,又有别于中国哲学,但是它必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由此来确立中国逻辑之身份。     

《黄帝四经》所见"执道者"与"名"的关系

"名"思想是解读黄老道家政治哲学一条重要线索,《黄帝四经》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黄帝四经》称统治者为"执道者","执道者"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审名察形,确定对象究竟处于"正名"还是"倚名"。"执道者"在审察事情名形时要保持"无名"、"无形"的姿态,目的是为了保障君主在政治上的垄断权。     

《黄帝四经》中“天”的五大维度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经典著作,它用理性的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辩证地整合,担负起“道术将为天下合”的历史重任。《黄帝四经》提倡“隆礼重法”,强调“法主礼辅”,并构筑厚重的“天道”理论基础。《黄帝四经》的“天道”是对前此“天道”的扬弃,主要从“自然之天”“宗教神格之天”“哲学之天”“社会伦理之天”“法制之天”五个角度对“天道”进行演绎,层层推进,深刻地阐释其“案法而治”的主旨。《黄帝四经》的“天道”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充满自然法的内蕴,同时为人为法之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于当下转型之际的“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及其意义

《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奠基之作,它提倡"道生法",在治道上将"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提炼出"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是理性的化身,终结了先秦的"礼法之争",实现了治道的制衡。《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对战国中后期中国治道精神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子、慎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在被影响之列。董子接续了荀子"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并将这种治道精神转化成治道实践,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主流的治道模式。但"德主法辅"只能适应封建的农业宗法社会,于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契合。所以,大力挖掘《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于当下法治中国构建"法主德辅"的治道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因性而施刑德相养守名分——《黄帝四经》德育思想探微

黄老之学的开山之作《黄帝四经》,立足道家,上承老庄,兼容儒、法等他家之长,在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生存之道同时,揭示了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德育规律。指出德育具有定名守分、明德王天下的价值功能,并以执道为基,围绕顺道自然的圣人理想和信朴慈俭的道德准则,提出了因性而施、刑德相养的育化方略和虚静无为、知守立行的内化路径,构建了具有黄老之学特色的德育理论体系。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价值论转型及其哲学方位

价值问题不是与价值论转型相伴生,而是与人类相伴生的问题;价值论在中国的转型特点有别于百年前在西方的转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中国自身的历史中、新的世界文化视野下的转型,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历史主义原则,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其基本特点。价值论与本体论、认识论共同面对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属于同一哲学层面,是哲学的分支,这一哲学方位决定了它不是对哲学自身的反思,也不是对不同领域中具体价值问题的应用研究,而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基本范畴对价值一般的研究。     

文学经典的类型及其意义

首先提出文学经典具有三种不同层次上的类型,然后对此三种类型经典进行理论探讨,分析了多种类型划分的意义.最后,对文学经典和文学体制的关系作了初步分析.     

《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

我们以"可写性"亦即"可重读性"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经典价值,那么《白鹿原》迄今为止的阅读史,或许只是一个开端。《白鹿原》深厚的历史生活描写、深刻的文化思考和人性揭示,使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阅读考验。当我们把《白鹿原》视为一部动态、开放和富有未来性的小说文本时,小说承载的中国故事,就成为读者不断进入历史想象的生发点,而在作家"希望达到而未曾达到"的文本之间,又潜藏着批评家和研究者多向度阐释的种种可能。这既给了我们有关中国问题的诸多启示,也给了我们有关中国文学未来命运的深远思考。     

三元人观、三元价值观对价值论研究道路的开拓和启示

由于受一元化的哲学理论思维的影响,自古以来哲学一直陷入在一元论的困境之中,哲学史变成了一元论的批判史、变革史、替代史、转向史,哲学也不可避免地给人呈现的是其言语不真、不实、不定的面貌。哲学研究必须转变理论思维方式才能改善哲学研究的难为处境。在确定服务于人的生活为理论研究目的的前提下,哲学理论思维应该超越一元化思维而采取三元化思维的路径,从而建立“个体、家庭、群体”的三元生命观、三元人观和三元价值观。三元价值观的建立,为价值论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可以避免人们在一元价值观和二元价值观面前的迷制,为理论联通生活开辟了较为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价值论研究所迫切需要的重大转变。     

文学性：文学经典界定尺度的悖论性处境及其跨越

对文学经典的界定关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文学性"就是这种作用的结晶。由于"文学性"的本质性和流变性,使当代文学经典的界定尺度显示出多重悖论性处境:其内涵既具有理性上的本质主义又具有经验上的历史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既树立权威性又否定普遍性;在操作规程上既表面重视单一的文本特征又深层涵盖多重累积性因素。要实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或重构,必须跨越这些悖论性处境。     

以剥离为特征的全球性公司重构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近20年来,以美国大企业为代表的全球性公司重构是国际企业臂理界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公司重构中,虽然有收购和兼并活动,但实施剥离、分立等战略更为流行。剥离意味着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部分业务的退出、资产的出售和资本的撤离,是跨国公司对业务过度多元化反思后的矫正、对过度并购扩张的逆向调整,也是跨国公司对环境变化的战略反应和战略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