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范与人之常情——从《安提戈涅》看刑法的悲剧美

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揭示出:刑法规范一旦与人之常情冲突并"绝对"执行,将导致更多的惩罚并遭到百姓的反对,不仅给当事人和其他人带来不幸、痛苦,还会给国家造成灾难.因而这部悲剧亦可解读为刑法的悲剧.安提戈涅以常情对刑法的反抗行动具有正当性,她的死亡悲剧乃刑法之悲剧.刑法悲剧的审美意蕴在于,它闪烁着人性的永恒光辉,展示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及矛盾,解说了"什么是刑法"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有用良心联结刑法与常情,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     

法·正义·命运

本文对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法哲学思想进行解读。对二者所体现的"法,正义,命运"的比较,是本文的主线。《安提戈涅》中自然与城邦的张力,反映了西方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分野;《水浒》中侠与法的冲突与一致,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伦理化。二者对正义的迥然诠释体现了中西传统法律价值观念的差异。     

试论黑格尔《安提戈涅》解释

本文旨趣在于综合黑格尔在各处对《安提戈涅》的解释,形成专题性综述,尽可能完整地把握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解释.西方哲学对《安提戈涅》的理解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本文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安提戈涅》之于西方哲学的意义作了铺垫性工作.     

论《雷雨》与《安提戈涅》的悲居咀艺术

《雷雨》与《安提戈涅》分别是中国和西方悲剧的杰出代表,不同的文化土壤养育出不同的艺术特色,但两种悲剧艺术所追求的崇高与真挚却是统一的。文章从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文化特性,悲剧舞台效应等方面来论述两部作品的悲剧艺术。     

古希腊法律文化视野中的《安提戈涅》

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利斯的名剧《安提戈涅》向为法律思想史家重视，但是，中外学者一般均从“神法”与“人法”角度进行诠释，结论往往过于笼统。据此，本文试图将《安提戈涅》置于古代希腊法律文化的具体“语境”之中，从制度史和思想史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具体的诠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伦理冲突与应然生活：作为政治哲学序曲的《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呈现了城邦法令与习俗礼法、神圣律法之间激烈的伦理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政治正义与习俗正义两种正义观的对抗。但无论是政治的正义观还是习俗的正义观都无法实现对自身真正有效的辩护,在异质性的他者逼问之下,两种正义观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那么善好的生活究竟应当依凭何种正义观才是可能的呢？《安提戈涅》借用悲剧的形式最终把“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人生根本处境问题给抛掷出来。但在藉此可以超越悲剧双方以独立地追问“何谓善好生活？”的当口,索福克勒斯却把伦理冲突的双方最终都重新置于对习俗礼法、神圣律法的信靠之上,从而中止了理性地省察公共生活的可能。《安提戈涅》通过伦理悲剧的冲突把观众领到对善好生活反思的关口之处,虽然最终无力继续领着我们叩关而入,但它却使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对人类善好生活进行理性反思何以必要,因此,可以作为进入政治哲学反思之域的绝佳序曲。     

民问法对官方法的反击

如果用法律去改变应该用于习惯去改变的东西的话，那是极糟的策略。——孟德斯鸠 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5世纪写了一本十分有名的悲剧——《安提戈涅》，其中有一出戏，生动描述了民间法与官方法的冲突。     

“常理、常识、常情”的刑法哲学蕴涵

运用刑法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立体思维模式对陈忠林教授提出的以"常理、常识、常情"为灵魂的法治观进行了解读,并得出粗浅的结论:它是科学建构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一条重要思想路径,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探讨。     

民间法融入刑法之障碍破除与实现路径——揭开刑法中常情常理常识之面纱

民间法和刑法并非水火不容的“敌手”,而是在本质、内容和机能方面存在紧密联系的“伙伴”。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实现了从绝对到相对的过度,故现代的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不是民间法融入刑法的障碍,反而成为了民间法融入刑法的根据。从近年来日盛的比较研究视角看,民间法也早已以“一般标准”的面貌步入刑法之中。反观我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必须坚守常情常理常识的底线,而常情、常理、常识的判断也应坚持一般人的标准。     

谁之悲剧——《安提戈涅》的非自然法解读

国内法学界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大多将之作为自然法思想发端的例证,而忽略了剧本作者索福克勒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在创作时的指向与关怀。实质上,女主人公安提戈涅所言高于国王的法并非是自然法,而是神的意志,与自然正义的观念有很大的分别。更重要的是,该剧蕴含着深刻的对人类理性局限和自律可能的反思,反映出人类普遍的悲剧。     

抽象概念与刑法推理

抽象概念是刑法推理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其优点是具有储藏价值、简化推理等功能,但它的缺陷是未能正确反映刑法推理的真实过程、易于导致人们对刑法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正确认识抽象概念对刑法推理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再认识：困境及出路

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彼此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观念认识,还是在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科研究层面,二者关系呈现出分离、割裂、断层的局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犯罪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均受刑事政策指导,在历史上原本合体并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树立刑事一体化观念,注重整体性立法,加强司法实践融合,开展交叉性研究,以实现二者双向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我国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三大理论误区

当前我国风险刑法的理论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在研究中存在诸多理论误区:一是对风险社会的泛化理解;二是对风险刑法的简单否定;三是对风险刑法的盲目推崇.这些理论误区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关于风险社会及风险刑法理论的讨论缺乏共同的平台,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由于无视或夸大风险刑法的作用,从而导致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陷入混乱.因此,有必要及时清理风险刑法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误区,进而合理界定风险社会、风险刑法及其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     

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及其实现路径

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应该是一种社会认识或社会解释上的客观性。当前,我国这种客观性主要表现为刑法解释以及根据刑法解释作出的刑事判决的公众认同。因而刑法解释客观性的标准是社会公众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刑法解释客观性的具体样态一方面表现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定性的罪名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变更。刑法解释客观性的实现有赖于刑法解释的主体、结果导向主义的刑法解释方法以及公众意见的反映机制三个方面。     

追寻理性的刑法变革

刑事法治之下,刑法变革既是根据犯罪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立法强制性、法定化的过程,又是民众根据自身的传统、利益、价值观等,选择和创造的民主化、认同化的结果。而要构建一种强制化、法定化、民主化、认同化的刑法制度,刑法变革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准确反映特定社会的犯罪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真实反映不同群体的各种现实利益关系;充分反映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取得刑法文化上的正当性。而此,正是人类追求刑法变革的应有理性。     

马克昌刑法学思想研究

2005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马克昌先生80华诞,也是他从事刑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56周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刑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中,马克昌认真学习,勇于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刑法学思想。总结和研究马克昌刑法学思想,对于弘扬我国优秀刑法传统,激励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溯及力问题是刑法修订后法律适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该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在刑法溯及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应重点分析如何确定行为时的法律,以及几种特殊的刑法规定的溯及力问题。     

论刑法的表达技术

刑法表达技术不仅指刑法以恰当的语言文字、标点符号作为载体,由于其罪刑规范的特殊性,刑法的表达更突出逻辑严密性和庄重的修辞效果。刑法表达技术关系到刑事司法统一、刑法安定性、罪刑法定的实现及司法成本问题。刑法表达需协调好明确性与概括性、本土化术语与外来化术语、专业术语与大众术语、逻辑严谨与修辞艺术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