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官营借贷利率及其利率政策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辽金元时期官营借贷利率及其利率政策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辽金二代尚暂付阙如。采用重视实证主义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对辽金元时期官营借贷的利率及其利率政策等方面做深入探讨，以期对中国古代金融史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中国P2P网络借贷研究:分析框架、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P2P网络借贷在我国取得了快速发展,并且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它的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目前我国P2P网络借贷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P2P网络借贷业态发展和运营模式的研究;二是关于网络借贷中融资可得性影响因素及借贷参与者行为规律的研究;三是关于P2P行业风险管理的研究。通过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进展,可以发现还存在诸多不足,未来我国P2P网络借贷的研究方向将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信息技术和先进算法的研究与使用;二是进一步对借贷参与者行为规律进行深入挖掘;三是加强网络借贷中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供需主体贷款决策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的农地抵押贷款决策行为 博弈模型,研究借贷双方贷款决策的动态演化过程,分析贷款成本、贷款利率等对贷款决策 的影响,并运用 MATLAB软件进行动态数值仿真.结果显示,贷款成本是影响借贷双方贷 款决策的关键因素,贷款利率对借贷双方贷款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政府供给金融公共 产品能有效提高贷款供需方的借贷意愿.由此提出各级政府应积极推动贷款在线办理,压 低贷款成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适度向农地抵押贷款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等政策建议.     

《周礼》中的契约及其反映的商业关系

本文通过对《周礼》中所载的契约种类、契约管理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官营借贷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再次证明《周礼》所载的商业管理制度主要是春秋战国制度的反映,为进一步确定《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提供了新的佐证,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先秦商业管理制度提供了启示。     

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之转换

肃、代、德宗之际是唐后期商业政策用商型干预模式的形成、确立时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财政危机之中,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是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唐政府优先发展官营商业,引商人、商人经营方式入官营商业领域,并借助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及价值规律改进官营商业运作模式。唐政府对非官营商业,则以开征商税、苛征与掠夺等方式,变商利与商人财富为我所用。据此,单一农业型财政被农商混合型财政所取代,商业成为唐政府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借贷能力、风险收益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率

通过构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组织讨价还价的理论模型,在纳什议价均衡的基础上分析新型经营主体最优产出水平与其借贷能力、风险收益的关系。基于中国12省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边随机边界检验,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借贷能力不足是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无效率的主导因素,最终使平均净效率下降了8.13%;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均对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效率有显著影响,并且民间借贷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更强;新型经营主体的负责人能力、盈利能力、组织化程度等,与其经营效率呈正相关关系。提出应通过金融体系创新、完善民间借贷法规等途径,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约束,提高其负责人的经营水平,加强新型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     

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现状及规范对策

中国农村民间借贷发展迅猛，但民间借贷的身份地位、诚信、交易秩序、风险防范等方面还存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要规范民间借贷，需要政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全面加强农村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对农民进行诚信意识的教育和培养，规范农村民间借贷行为，同时要在实践中探索一套应对农村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和补偿机制。     

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

中国古代官营经济思想理论源于战国时期的管商学派。汉代从武帝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聚敛了大量钱财,但是给百姓生活及社会生产也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武帝死后,官营经济的做法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新朝王莽上台后,倒行逆施,推行更加全面的官营经济政策,不久就被人民推翻。东汉以降,官营经济政策终于由一时的极盛走向衰落。     

我国民间借贷中的问题及规制措施研究

民间借贷自古以来就作为一项重要的融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具有方式灵活、运作隐蔽、利率高等特点,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其中。我国民间借贷在发展中面临着相关立法滞后、监管不完善以及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国内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趋利避害,需要从政府政策、法律规范直至最广泛的社会环各个方面进行调整和规制。     

20世纪茶马贸易研究综述

文章在收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学术界近一个世纪有关茶马贸易这一特殊民族贸易形式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根据该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 ,本文将其分作三个阶段加以介绍 :从 2 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一阶段 ;新中国成立到 1 979年为第二阶段 ;2 0世纪 80年代至2 0 0 0年为第三阶段。文中还着重就茶马贸易与民族关系、茶马贸易的起始时间、“金牌信符”制问题、封建政府经营茶马贸易的目的以及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等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诸问题的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分歧分别作了综述。最后 ,作者指出 ,茶马贸易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深入和细致 ,有待进一步探讨。     

廖承志与日侨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中国政府极为重视中日关系。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坚持“两个区分”（即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的方针，把协助日侨回归作为突破口，开启了中日友好之门，为恢复、改善和发展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简述辽金时期的泰州

辽金时期的泰州不仅是一个军事重镇,而且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重要地位。泰州的设立为加强辽金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联系,起了极其重要作用。本文试通过考古资料及史料记载,对辽金时期的泰州基本情况进行描述,以期对东北地方史研究有所裨益。     

试论金代图书的流通渠道——以学校为研究对象

学校是金代图书流通的重要渠道,图书通过颁发或买卖进入学校流通,金代的官学当中以经史书籍的流通为主,私学中流通的图书种类则较为丰富。金代学校渠道的图书流通虽然呈现出不平衡性与阶段性,但在促进金代图书的出版与传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种世衡及种家将西北事迹考略

种世衡及其子孙在北宋形成了将门世家.祖孙三代的事迹伴随着北宋王朝始终.他们修城筑砦,招徕蕃部,在抵御西夏和辽金的进攻中往往能审时度势,出奇制胜,但由于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制约,使武将总体上难以在战场中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军事战略才能.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大同发现的金代张澄石棺铭显示其所属的张氏墓地是按照五音姓利原则来规划的。在燕云地区,类似的资料还有辽代两例,并可溯源至唐代。这说明燕云地区的五姓葬法,系唐、辽、金一脉相承而来,与中原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习见的同类葬俗并为唐代以降之两流。     

论楚国的“司马”

楚国的官制自成体系,与中原诸国官制迥然不同,甚至职官名称都异于中原诸国。只有“司马”例外,它是为数不多且与中原诸国职官名称相同的职官之一。因此,研究楚国“司马”的设置、职掌及其属官等情况,对于深入探讨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字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为金代新泰州,即辽代长春州。同时也印证了金朝时实行的"入粮鬻官"制度以及关于城四家子古城属性的不同见解和辽代长春州的建置背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