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

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为主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取代门阀士族等级成为地主阶级的当权阶层,既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动之一,又是一大历史性进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作为这一新兴阶层的杰出代表,先忧后乐,有志天下,并将其理念变为实践,积极推行变法.就个体而论,士大夫良莠不齐,但卑鄙龌龊之徒绝非多数.其中高尚之士颇多,优秀人才不少.将宋代士大夫从总体上斥为“群小”、比喻为“粪土”,有欠公允.学人自当信心满满,继续关注这一阶层.     

宋代士习奔竞原因的多角度考察

士习奔竞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其形成大体有以下方面的原因:士大夫阶层投机性政治心态的作用;传统官场文化的影响;宋代选官制度方面的痼疾;制度运行中产生了变异.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富贵山林”与“六一风神”——对欧阳修散文艺术风格的一种文化心理阐释

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分辨和讨论在宋代成为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一话题既与“富贵”、“山林”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学体式和风格有关,也和北宋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处世心态相联系.欧阳修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论述在宋人中较有代表性,欧阳修对二者的基本态度影响到其文学创作风格.“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人生追求和“六一风神”的独特审美内涵之间有着内在一致.这种关联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北宋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士大夫阶层的独特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     

北宋经筵中的师道实践

依托士大夫阶层实行全面文治,是宋代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促使宋代儒学高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精神自觉意识同时高涨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宋代儒学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政统的道统观,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揆诸历史,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过程."师道"观念经中晚唐至宋初的古文运动,逐渐在儒家学者思维世界中渗透,而在宋真宗、仁宗两朝渐渐完善起来的经筵制度,使得士大夫依凭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优先权,逐步取得对君主的教育权,并将道德规范加于君主权威之上.在士大夫以道自任的基础上,形成道统脱离政统而自足的契机.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论宋代官德教育

伴随着宋代以科举官僚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的高度发达,以及更加注重道德修养和自我约束的理学思想逐步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官德教育在宋代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士大夫阶层之家训著作大量涌现,以家教的方式宣扬忠君爱国、清正廉洁、慎重交友等为官准则;大批名宦重臣总结为官之道的官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以告诫官员关注民生、务实戒虚、勤政清廉为其主要内容;以砥砺官员名节、激浊扬清为目的的社会舆论——"清议"十分盛行,对宋代官德教育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官德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思想深刻,在教育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从家训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宋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通常都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变化.在宋代这样一个处于变革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其家训思想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所折射出的宋代家庭生活观念也会随之演变.从家训内容上,也可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治家观念和方式方面产生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更加侧重于“治家”;家庭治理方式具备了体制化、人性化、经济化及实用化的特点,等等.由此考察该时期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及形成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论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传播

早期驻外使节是近代中国较早走向世界的一批官僚士大夫。他们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进行了实地考察 ,并普遍地表示出赞美之情 ,提出了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使节关于西方政体的识见是比较高的 ,对国内官僚士大夫阶层有独特的影响力 ,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使节的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向维新思潮转化的潜流 ,这不仅是时代大趋势使然 ,更得益于使节独特的身份和出使经历     

商业文化的发展与宋代士林风气

在宋代商业经济和由此崛起的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宋代士林风气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重商拜金,崇尚奢华,蓄养歌妓成风,"士志于道"的高雅人生信仰已部分地被世俗享乐人生所替代。宋代文人士大夫生存样态的变化,折射出商业文化对"人欲"肯定和张扬的价值观,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宋代商人心态初探

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每一社会的特定阶级或阶层,都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即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活动,从而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着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任何社会问题时,注意对与此问题相关的阶级或阶层的心态分析,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国古代,商人阶层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这种心态通过影响商人的活动而制约着商业的发展。因而,对古代商人的心态进行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一系列复杂而又特殊的因素的制约,这一领域在我国长时期成了“禁区”。迄今为止,史学界仍无专文对此问题加以研究。本文拟以宋代为剖析点,对古代商人的心态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教正。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及其文化蕴涵研究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具有封闭、宁静、幽雅、黯淡等多方面的审美特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深深的庭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使文人士大夫能够与社会俗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实现了他们诗意化的生存追求,同时,庭院意象也折射出宋代词人保守、内敛的文化心态.庭院意象在宋词中的频繁出现,这与宋代柔弱、保守的时代背景,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避祸心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庭院能够作为审美对象,也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受园林艺术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粗茶淡饭”:北宋士绅阶层的新型饮食文化

"粗茶淡饭"在北宋前期广受推崇,对北宋士绅阶层以及南宋部分士人具有深广影响。从历史传统追溯,孔子有"君子食无求饱"的倡导。宋人的"粗茶淡饭",具体指食材简单易得、制作和烹饪方式较为随意的日常饮食;其实质则是不看重物质财富,力求通过减少物质欲望来解脱内心,从而获取某种内在超越性。这种追求源于宋代士绅阶层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士大夫倡导对物质财富采取节俭的态度,这为倡导"粗茶淡饭"式生活创造了客观条件。作为文化精英阶层,士大夫还赋予"粗茶淡饭"以"雅"的内蕴,使其既满足道德要求,又与文人尚雅的情致相统一,从而实现"粗茶淡饭"从道德到审美的升华。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宋代重文轻武国策对士风的影响

重文轻武国策是研究宋代文人政治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策在整个社会系统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不能小视。宋代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治统治需要的重文轻武国策,不仅在实现政权稳固、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文化繁荣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统治集团构成阶层的士大夫社会风气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影响。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选官原则在唐代的实施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是唐代选官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的提出为解决唐代地方官素质低下、促进内外官流动及进一步提高中央官决策能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尤其是当内外官流动滞碍导致官僚群体升迁机会不平等,进而破坏了官僚帝国体制中选官制度所要求的公平原则的时候,这一制度的提出和落实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在唐代的不同时期,这个原则推行的着重点与实施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它的实施对解决官僚群体流动不畅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为此后宋代复合型官僚士大夫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探究其发展变迁过程是考察唐宋间官僚形态变化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