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用户生成内容的差异化研究:基于舆论场域的视角

"两个舆论场"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本文将用户生成内容作为透视突发公共事件在舆论场域生成中的一个切入点,以场域理论和舆论学相关理论为支撑,运用内容分析法选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研究样本。着重阐释了官方场域和非官方场域中用户生成内容差异化的具体框架,差异化信息判断下回归理性的责任归因;不同叙事方式中"橄榄型"情绪共振结构凸显;原创内容涌现和"官方+非官方"多媒介互动的膨胀扩散模式。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与重塑路径——基于陕南S县四个社区的观察

易地扶贫“搬得出”任务已经完成,当前普遍面临着安置社区如何有效治理的难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兼具城乡双重属性,具有典型的“过渡型”特征。对陕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研发现,搬迁前的村干部仍然在新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的角色弱化风险,阻碍了社区秩序的重构。通过“空间-行动者-秩序”框架认为,易地搬迁带来的空间转型张力是产生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的重要原因。后续要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整体空间,通过凝聚情感共识、推动制度引领、培育公共精神、弥合数字鸿沟等手段重塑村干部的规范角色,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

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人角色,探究其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作为村庄经营人,村干部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农地流转经营人角色主要表现为农地租赁中的"中间人"、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农业资本的合伙人。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村庄经营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行为逻辑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经营行为的自利性。因此,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规范村干部的经营人角色,强化其公共身份,弱化其私人属性。     

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社会角色认知与变迁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经历了多次转型,知识分子自身对其角色的认知也发生了数次变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必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知识生产为主线的分析框架下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变迁,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真理探究者的身份日益增强,知识生产者数量逐渐增多,而知识生产观察者的数量不断减少,年轻学者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认同度较高,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场域逐渐形成;技术专家与价值倡导者角色在时间维度呈现增长势头,但年轻学者对此角色的认同度不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同类型政治学者共同关切的理论命题。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认同是社会变迁逻辑、国家建构逻辑、知识生产逻辑合力作用的结果。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微交往”与“微自治”: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延展及其效应

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大学生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

大学生返乡创业为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然而，农村优质青年人才引不来、留不住、难培养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问题。本文依托场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围绕返乡大学生创业为何、以何创业以及何以创业的理论逻辑，厘清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行动机理。研究发现：返乡大学生从学校教育场域进入乡村生活场域创业，需要直面城乡文化背后隐匿的价值规范和处事原则的冲突，在资本的运用和惯习的冲突与弥合上生成新的实践逻辑。高校应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尽可能地为大学生返乡创业赋能心理、人力和社会资本，返乡大学生则需要通过资本建构和惯习重塑来消解乡村场域的秩序壁垒，真正融入到赋能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之中。     

社会工作情境合法性获得的实践逻辑与机制分析——以C社工站的实践为例

探讨社会工作的合法性要打破横向不同维度分类的桎梏，要建立起区分总体社会和具体社会的纵向分类框架。本文将社会工作合法性区分为总体合法性和情境合法性，重点讨论后者的相关议题，并搭建起“正当性—有效性—关系性”的分析框架。文章描述了C社工站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对象和基层政府面前角色转换过程中，获得情境合法性的实践案例。基于该案例，文章分析得出社会工作获得情境合法性的实践逻辑为“对象化角色建构”，具体表现为“分类分步、成效凸显”的路径。研究发现，情境合法性获得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外部机制是在“向上负责”的官僚体制下，将国家专业制度建设赋予的总体合法性转化为进入实践场域的正当性；内部机制是社会工作实践行动凸显出的有效性，及其彰显出符合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专业价值理念；隐性机制是建立起与合法性赋予主体的人际信任关系和专业信任关系产生了对服务有效性的正面影响。     

“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基层建设的重要推动主体,其职务行为不仅是保证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多重理论基础,划分出“利村”与“利己”这两种村干部角色类型以及“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己”与“利己不利村”三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探讨村干部角色对于其职务行为倾向影响,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验证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对乡村治理结果产生的异质性。同时在对“利己不利村”这一职务行为倾向进行深入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典型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村干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代表政府与村民来维护双方切实利益的村干部,由于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心理选择和行为动机,他们往往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导致其“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由此提出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两点对策：一方面,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力度,完善政府行为监督机制,打造上下协同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对村干部的惩戒和激励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民宿主人角色呈现对消费者情感认同生成的影响——基于莫干山网红民宿的质性分析

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好评民宿的深入解析。本研究以莫干山地区网红民宿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分析,探索民宿主人角色呈现框架;其次基于网络文本资料,分析消费者情感认同要素,并以此构建“民宿主人角色呈现—消费者情感认同”生成机理,探索民宿主客关系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民宿主人从物的在场呈现、情感劳动前台化呈现、理想化情境呈现三个角度表达其自身多重角色;消费者则从设备元素、场景元素、人际元素和体验元素四个维度感知民宿并产生情感认同,二者通过“人-物-人”两段式移情、主人印象管理及“家”的归属感塑造生成联结。文章率先从民宿主人的主观能动性视角解释民宿消费者情感认同的生成逻辑,对引导民宿主群体建设、推动民宿产品个性化发展,增强民宿行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旅游者角色失调的场域因素分析

旅游者角色实践活动中,经常出现角色冲突、角色不清、角色转移障碍和角色失败等失调状况,场域因素的作用是导致这些失调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旅游场域中的惯习、制度空间和资本在场域运行中都存在缺陷,并直接作用于旅游者角色,加速了旅游者角色失调,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构建有利于旅游者角色实践的惯习心场、制度情境场和资本互动场,促进旅游者角色协调。     

我国青年价值观的演化逻辑、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基于CiteSpace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以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系统地梳理“青年价值观”　的演进规律与发展方向,明晰其研究架构、知识体系与生成逻辑,能够为进一步深化青年价值观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客观借鉴。　研究发现,青年价值观研究的框架基本形成,以“觉醒—解构—建构”为生长逻辑,其时代意蕴、发展变迁、形成机制和培育路径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层次不断深入,形成了从...     

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与互动:一个微观的视角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建构和评估过程可以被视为一场竞赛,参与者在其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提供彼此竞争的观点。从微观的角度看,这些互动、冲突与协调都是社会的进程,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并被角色行为所塑造。风险在角色的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定义,风险场域中的利益关系得以确认。     

角色预期、人生任务与生命周期：理解农村婆媳关系的框架

豫东农村的婆媳关系状况呈现出与年龄相关的类型分化,60—40类型的婆媳关系较紧张,50—30类型的婆媳关系较温和。分析表明,不同年龄段的妇女对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预期不同,在人生任务的压力下,其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成员形成强工具性色彩的评价和互动逻辑,三种因素共同型塑了当下农村婆媳关系的样态,构成了理解婆媳关系的新框架。     

何种角色?谁之利益?——兼与龚春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文商榷

村干部作为处于国家与社会互动交互点上的一个群体,其身份与角色往往被视作"代理人"。龚春明教授在反思现有村干部角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分析框架,基于实地调查案例论述了村干部"何以精致"以及"如何利己",突出强调村干部群体为己谋利的现象,并进一步阐释了精致利己下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显然,这一分析框架侧重于村干部自利的一面,却忽视了乡村社会的人情、面子、社会关系等地方性要素。整体来看,村干部更应被视作一种多元"摇摆"角色,"摇摆"特征又具体表现为村干部的立场选择往往因事而异。     

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定位：样态、问题及对策

自科学建制化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演绎。科学家角色由传统的单一“学院科学家”转变为包括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样态的“后学院科学家”。随着科学活动与社会因素的深度交织,不同类型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面临角色错位与异化、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越界”、角色定位制度保障不健全、公众对科学家角色误读等诸多问题和困境,从促进科学共同体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健全科学家角色协调协作机制、构建具有实践针对性的科学伦理规范体系、推进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等多重维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及应对之策,对促进“后学院科学家”发挥角色功能、优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角色利益与场域规则——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研究分析框架的建立

进行社会风险防范与治理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概念的廓清与界定、方法论基础三个方面入手,在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指引下对相关概念进行剖析和整合,可以认为:在具体的场域中,角色利益的冲突得不到相应规则的响应,或响应乏力,是各种社会风险的产生、持续存在和不断放大的主要肇因。因此,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是"角色利益—场域规则"。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成逻辑、时代意蕴与治理图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全球环境挑战的高度自觉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力探索，是对“生态文明何去何从”这一时代之问作出的中国解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从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的和谐统一、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通互筑、一般逻辑与情境逻辑的双重交汇的三重维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作出系统性解读和整体性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由中国向度向世界视野的深入探索，是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有机统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应当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从而勾勒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治理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