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学生家长陪读影响因素研究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利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179位调查对象进行资料收集,通过对调查资料的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农村中学生家庭中哪些因素对家长选择陪读构成了显著性影响,得出研究结论：孩子的学习成绩、性格特征对陪读有显著影响;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对陪读有显著影响;父亲职业、母亲的文化水平对陪读有显著影响。     

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

基于对L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本文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母亲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为,既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的支配,又受到家庭利他价值观的驱动。相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而言,女性在家庭经济生产中处于比较劣势,但在子女教育中比较优势明显,从而使女性更适合承担陪读责任;相对于女性祖辈而言,母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陪读有助于增进陪读家庭总体效用而较少增进陪读母亲个人效用,但内嵌于家庭中的陪读母亲,具有强烈的家庭利他主义倾向,其在价值理性下做出的自愿陪读选择,使陪读母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基于上述结论,文章反思了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农村陪读迁移群体城市适应与#br# 市民化取向分析#br# ——基于东北地区H县陪读家长的考察

 步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基础教育流动化和农村中小学的调整撤并,衍生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陪读教育”现象。与此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人口不同,陪读群体离乡陪读期间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城市,大体经历了角色转变、城市感知、城市认同期等演化阶段。而家庭经济状况、陪读时间、个人生活态度和社会交往能力、孩子适应程度和学校表现、城里人接纳程度等,则成为影响陪读群体城市适应或进入城市的重要因素。当陪读任务结束时,此群体内部开始分化为不同部分,其市民化取向存在明显差别。为此,我们需要遵循序列、批次原则加以渐进性推进。其中,农地及宅基地等问题成为影响大部分陪读人口市民化取向的关键,故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将会有力地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     

社会空间视角下牧区隔代陪读困境与社会工作介入路径探究

在牧区,隔代陪读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逐渐受到多方关注。文章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对牧区隔代陪读群体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牧区隔代陪读群体普遍面临生活压力加大与教育问题突出两大核心困境。在调研基础上,从社会空间视角出发,将该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和教育困境归因于生活空间被迫变化、沟通空间交互有限与社会支持空间基础薄弱。基于此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提出了倡导群体照顾政策、拓展主体间沟通渠道、链接社会支持资源等方式来提升牧区隔代陪读群体的生活质量。     

新联合家庭: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会趋于核心化,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的联系削弱。在东部地区调研发现,家庭结构非但没有核心化,反而倾向于回归传统。城市化为家庭注入了发展主义目标,子代家庭作为公共家庭,联结了男方和女方父代家庭（或直系家庭）,组成了新联合家庭。在此家庭结构下,实现了以子代家庭为中心的资源聚集,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彻底城市化的目标。新联合家庭体现了家庭在面对城市化压力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并成为中国渐进城市化的发展型结构和支撑力量。     

农村现代化中的教育发展：供需分析与现实选择

在农村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地区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懂业务、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这对农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现有的农村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目标、教育结构和教育经费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无法满足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农村教育改革,以尽快确立面向农村现代化的教育目标、构建多元化的教育结构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以满足农村现代化的教育需求。     

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基于王山村的个案调查

现代性转型推动了农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激活了农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促进了家庭本身的现代性转型。文章对王山村三代直系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现代性转型是建立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基础上,父代在家庭发展目标激励下主动调适,直接参与家庭资源配置、权力让渡和家庭伦理的构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强化了家庭功能,为转型提供动力支持;重构代际关系为转型汇集凝聚力;家庭优先发展为转型提供伦理支撑。     

新时代一流大学的建设逻辑与策略选择

新时代背景下,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承担的时代课题。新时代赋予一流大学应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时代使命和世界使命,应具备一流的理论精神、知识精神和实践精神的新内涵;新时代一流大学要遵循一定的理论、文化、制度和实践等多重建设逻辑。在认识新内涵和遵循基本逻辑的前提下,新时代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以高位发展的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谋划,以多方主体的互动参与合力推进,以现代一流的大学治理积极践行,以审慎合理的动态调控有效规引。     

迈向内生发展：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囿于干预路径依赖和发展经验不足,外源式精准行政理念被套用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践中,结果遭遇内外联动而“内”不动的窘境,由此倒逼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的优化调整。内生发展理论内含全民性参与、组织化协同、整体化改变的特征,将其引入共同富裕议题具有契合性。基于烟台经验,呈现内生发展助力生计拓展、精神充盈和社会成长的经验过程,并以点带面地解析了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内生发展的总体困境。步入新发展阶段,提出创新党建工作与党群联结机制、切换经营模式与强化集体统筹、认知模式转变与自主组织动员、先进榜样带动与公共文化治理四重路径,以期为共同富裕内生发展提供政治引领、经济动能、社会基础和心态调控。     

依赖与独立：养老方式选择的二维困境分析

资源依赖与独立自主是目前城乡居民家庭养老方式选择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难以同时兼顾,这便形成了选择的二维困境。为了研究城乡居民家庭养老方式选择中如何平衡二者之间张力的问题,对84户居民家庭养老方式选择进行了调查分析,采用多案例比较法,选取3户典型家庭作为代表,总结出三种张力平衡模式：偏依赖型、偏独立型及均衡型。分析发现：偏依赖型居民家庭数量最多,均衡型数量最少;偏依赖型与偏独立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选择风险,均衡型是较为理想的选择模式;理想状态下,偏依赖型与偏独立型可以转化为均衡型。     

农民家庭策略下的镇域城镇化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立足农民家庭策略变化,基于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意愿两个维度分析研究,发现发展能力弱、村庄生活预期强且以发展目标围绕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家庭更多选择镇域城镇化路径。而农民家庭策略是不断变化的,镇域空间在农民家庭中的功能与定位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镇域城镇化的萎缩、内卷问题。但镇域城镇化及其空间发育建设对农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将农民家庭的个体选择与镇域空间塑造结合起来,一方面完善公共品统筹层级,构建与镇域空间相匹配的公共品供给与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盘活镇域空间的经济机会,重视农民返乡创业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作用,确保农民镇域城镇化质量提升。     

市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与偏差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对农村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主要社会保障项目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尝试和探索。这一时期的改革在制度本身的建设、制度环境的建设及立法保障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多种原因,总的来说,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不大,制度化程度还不高,家庭保障仍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模式,保障功能差且比较脆弱。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保障功能估计过高,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稳定的推进措施,政府本该履行的角色不到位等。     

公民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表明,既有的环境决策模式受到了公民参与的挑战。但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遇到障碍：一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取环境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三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四是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性,甚至合法性。其路径有四：一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二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三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四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构建新发展格局：生成逻辑与主要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其生成逻辑可以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实践逻辑三方面着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构成其理论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实践中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构成其历史逻辑;新时代的国情和世情构成其实践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坚持和完善分配制度,健全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留守农民的全面发展与农村教育转型

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衍生出留守农民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发展遭遇到诸多现实困境,以包容性的新型教育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并实施农民教育发展的国家标准、创新留守农民教育体系及其保障机制、实现从单一教育向全面教育的变革与大力推进留守农民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是实现留守农民教育转型的迫切要求。     

母系偏向的情感整合：转型期农村三代家庭生活实践的新趋向

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深入,农村家庭的伦理和功能整合已经不足以呈现家庭转型的丰富面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村三代家庭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出现了母系偏向的家庭整合样态,其特征表现为日常互动的母系偏向、资源整合的母系偏重和儿童抚育的母女合作。在母系偏向的整合实践中,少子家庭下的情感合法性支撑构成了整合空间,家庭利益需求下的情感策略作为整合动力,权变结构下年轻女性的情感资源成为整合优势,凸显出偏向母系家庭的情感整合样态和家庭秩序。情感整合的出现说明情感结构足以成为影响家庭样态的前台力量,中国家庭开始从父子一体转向亲子一体,家庭功能实现的情感权重显化,并且在双系互动中由于情感资源的优势,女系开始隐性崛起。由此表明,家庭的情感化和亲密化是理解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的又一重要面向。     

碳市场语境下的碳排放环境风险：生成逻辑与行政规制

碳排放环境风险是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类行为是该风险的主导性来源。人为因素带来的碳排放浓度增加、碳排放量的累积或者碳排放量失控可能引致大气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安全面临威胁、公众健康遭受疾病威胁。预防该类风险,国家先后启动了试点碳市场和国家碳市场,旨在通过规制碳市场控排企业行为来实现防范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目的。探析其内在逻辑,先后分析碳市场语境下控排企业的行为逻辑、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生成机理,归纳得出碳市场中控排企业行为引起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危害后果的多元性、因果关系的间接性、引致主体及其行为的特殊性、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特点。但是,现行环境法的规制理念和法律制度却无法有效因应这一特殊风险,表现在：现行风险规制理念无视价值的作用,制度设计上存在断片化的问题。鉴此,有效规制碳排放环境风险应更新规制理念,兼顾风险生成的科学和文化面向、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方面,科学、合理地构建相应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