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预警的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识别和早期预警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隐患的关键环节。协同治理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突发危机的应急管理。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预警实践为例,剖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预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法治保障、信息共享、网络协作、应急培训和属地联责等要素为载体,以社会各方参与为重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预警能力提升路径的长效机制。     

基于主权发展图示的行政行为行动逻辑

从行政学视角来分析,本质上,主权起源于社会治理。从学理上看,共同体设置主权者主要是为了提供和维护公共产品。主权和主权者是两个历时性的概念。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发展到后工业化,主权的属性将从私人属性逐渐回归其本质的公共属性,主权者也从私有属性的主体转化为公共属性的主体。行政行为的行动逻辑是行政责任结构形成、责任链条传递和责任实现的逻辑。在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行政行为的责任结构从农业社会以秩序为主导发展到工业社会以效率为主导,并在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共同体中形成以公平为主导的责任结构。     

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向度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长期忽视了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所需与话语共同体的功能优势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驱动力。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基础，社会结构交融为前提，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而逐步形成。面对法律保障缺失、民族交流困难等现状，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要从六个方面着手：将构建话语共同体纳入法治轨道以实现法治保障；广泛传播中华文化以增强文化认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推动各民族话语融通以形成精神核心；落实媒介化统战以汇聚民族力量；建设学术话语体系以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赋能与创新构建：打造更具韧性的城乡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成为提升城乡治理共同体韧性的全新范式。立足数字赋能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提出“融”+“集”社会治理共同体、“促”+“提”经济治理共同体、“规”+“推”环境治理共同体、“控”+“管”应急治理共同体的多元创新框架。从以精细化为着力点，加强数字乡村部署；以信息化为推动点，赋能数字治理决策；以质量化为实践点，推动智慧农业转型；以持续化为发展点，构建城乡治理保障体系的角度，提出数字赋能打造更具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共识凝聚与要素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积极践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形成跨区域的应急管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应急管理共同体是维护社会系统稳定和高效运转的重要基础，对跨域整体性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应急管理共同体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向纵深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探索。以府际关系理论为基础，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四大要素切入，分析推进应急协同中的管理症结与协同落差。围绕凝聚共识、对接规则、整合资源和融合利益等提出优化路径，丰富中国情境下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理论，为推进应急治理体系和应急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目标靶向和路径参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及其提升路径——基于2017—2021年安徽民生调查数据的证据

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是我国积极老龄化战略实施和农村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2017—2021年安徽民生调查数据显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下，农村老人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医疗卫生焦虑大幅上涨，对基本生存问题的担忧超过了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人力资本质量、社会经济参与正向影响其总体生活满意度。提升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的重点在于精准回应生活需求，赋予低龄老人经济再造能力，依托自然禀赋嵌入互助养老组织，构建多级联动的危机治理格局，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     

论我国灾害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法治保障

构建灾害治理共同体不仅是对灾害应对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的反思,也是在践行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中的共同体战略。法治作为建设灾害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确保协同治灾的制度化和常态化,而且能够助推国家灾害治理体系和灾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在灾害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法治保障中存在着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优化。首先,在立法中确立共同体理念,厘清主体型构及责任界分,明确非政府主体的治理主体身份。其次,拓展法律激励标的的类型,优化法律激励标的的实现机制。最后,设置协同治灾的组织机构,推进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合演练的常态化,创新灾害治理的国家监督制度。     

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与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乡村共同体主要依靠村庄内生力量建构和维持。以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为视角，研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发现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是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的重要形式。该行为遵循“冲击—应对”的发生逻辑：当不可预期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村民生命财产带来冲击时，村民在共同利益引导、主流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支撑的基础上自发地缔造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虽然能够有效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但也面临着专业性不足、情感性缺失和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加强村民与政府等主体合作、强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践行集体意识、弘扬共同体文化等措施，促进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提质增效，打造公共危机综合治理模式。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瘫痪，“鸟笼型村民自治”下两委关系失范；“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导致乡村关系扭曲，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基层政府财政运转困难，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等等。对此，本文以改善乡村治理现状为目的，以重塑国家与农村社会、农民的关系和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推行乡镇自治制度和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相结合为手段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和全球卫生公平为目标.在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后,卫生领域的治理成为人类跨国治理的重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大国参与治理的意愿降低、国际社会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国际行为体互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和功能失调等.为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应该转变观念,避免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捍卫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支持多边卫生治理,制定相应制度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加强各国在卫生领域的信息共享以及深化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机构改革.总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各国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自保观,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共同推动人类卫生事业的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的现状、演进与展望 ——基于CNKI、万方和维普核心期刊的可视化分析

[提要]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话语表述,充分彰显出现代公共治理的中国特色。由于社会原子化发展及其矛盾张力,构建以实现社会治理为目标的共同体成为当下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本文以2008年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和维普的336篇社会治理共同体核心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构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系统地展现研究热点、主要议题、演进路径和前沿趋势。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兴热点聚焦于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尤其是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强调治理创新以及与制度权威间的平衡对话和合作治理,形成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及发展、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三大研究主题。纵观发展脉络,该领域经历了潜伏期、萌芽期和发展期三个重要阶段。未来要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多学科合作,继续关注基层社会,从工具性和价值性双向出发实现共同体的治理效能。     

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的运行机制研究

“村民自建”是农村公共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三会四自一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组建村民议事会、项目理事会及项目监事会的基础上,实行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建立多元化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与行动力.在这一“村民自建”的农村公共建设机制中,协作、激励与公共参与是其内在的核心运行机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机制,重建村庄共同体,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我国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

马拉松赛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消费品，其供给过程归属城市特殊事件，其供给质量辐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公共治理镜像。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是多维利益博弈、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马拉松赛事供给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其供给质量受“个域”共同体限制，存在外在合乎规定性质量评定问题、放射式质量治理权力问题以及反应式逆向质量决策问题等。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应推进治理的公共善意，实现供给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达成供给质量善治的“公共的善”；同时，应构建共担共治共享共赢机制，建立治理共同体，明晰治理关系，调控治理全过程，以助推马拉松赛事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共赢。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自觉治理：公共危机基层社会共治的行为动机及作用逻辑

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处在风险中，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公共危机风险也层出不穷，公共危机治理中，基层社会共治的意义日益凸显。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中，N市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情感场域影响下组成了治理共同体，开展的基层社会共治成效显著。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引入情感场域维度，构建了自觉治理的理论框架。政府和社会可以营造更广泛的情感场域，构建多元社会治理共同体，开展更广泛、更科学、更高效的自觉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和共荣，最终达成良政善治。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权利歧视及其悖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权利歧视及其悖论,既有常态社会的普遍性,也有风险社会的特殊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权利歧视主要包括生命权歧视、人格尊严权歧视、隐私权歧视、表达权歧视、医疗公共物品资源分配歧视,从而进一步产生歧视性悖论。“歧视者被歧视”是权利歧视悖论的实质与核心。权利歧视悖论是对权利歧视的理性反省与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权利歧视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提升的阻力和障碍。不断加强经济建设,强化生命伦理教育,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加快信息流动体系建设,加强契约关系体系建设,完善应急治理体系建设,是克服权利歧视的基本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