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逻辑斯蒂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险等因素对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缓解经济压力是老年人劳动的主要原因,但社会参与成为高学历城市老年人群参与劳动的重要动机;良好的身体状况提高了老年人劳动的可能性,对农村和男性老人的影响尤为突出,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参与倾向。     

婚姻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婚姻状态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基础回归结果显示: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要长,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比重也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细分老年人的婚姻状态、进一步考虑老年人上一期的健康水平及婚姻状态后,丧偶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最短;与家人一同居住、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没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病、患重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劣势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态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农村女性老年人以及城镇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最短。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个体的健康行为(吸烟、饮酒)、社会参与和及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婚姻影响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渠道变量。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婚姻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及占比的影响受其乐观态度的正向调节,受其孤独、焦虑以及自主性的负向调节。     

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对认知衰退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在构建衡量老年人认知脆弱性函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和验证了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对认知衰退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衰退有明显的缓解效应。（2）各类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认知衰退的影响大小存在差异,收入性工作和休闲娱乐活动对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较高,家庭劳动对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较小。（3）生活满意度在社会参与缓解老年人认知衰退的机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社会参与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其认知功能。（4）社会参与对高龄老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更加明显,休闲娱乐活动对男性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最大,而收入性工作对女性老年人认知衰退的缓解效应最大。文章认为,应高度重视老年人认知障碍的预防和治疗,适当支持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推动老年社会参与的多样化,把握好智慧养老服务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尺度,同时提供良好的适老基础设施,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就业影响的异质性

基于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本文采用IV-Probit和IV-Tobit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从多个维度探讨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影响.总体而言,家庭老年照料会使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4.5％,每周劳动时间减少2.7小时.分区域看,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影响大于城镇女性;从居住方式看,与父母(公婆)同住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较大,但对劳动时间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家庭结构看,当兄弟姐妹数量较多时,家庭老年照料不会对女性就业造成影响;就是否照顾儿童而言,与仅照顾老人的女性相比,同时照顾儿童和老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双双下降.另外,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

了解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至关重要。使用200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子女性别对老年父亲、母亲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家庭地位(包括经济决策权和自我决策权)的影响发现,儿子的作用大大下降,儿女双全除了增加老年父亲的婚姻满意度以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养儿未必能防老;生育儿子或儿女双全并没有提高老年母亲的家庭地位,甚至有儿子的老年母亲的经济决策权还更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影响逐渐减弱,这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分析0～3岁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托育能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且主要影响年轻女性,但并不会影响已就业女性的劳动时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户籍、一孩还是多孩家庭、是否有祖辈帮助,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男性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来说,婴幼儿机构托育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有0～3岁婴幼儿、但未获得机构托育的女性相比于无婴幼儿的女性而言,其劳动参与概率显著更低,“母职惩罚”确实存在。而那些有0～3岁婴幼儿并得到机构托育的女性与无婴幼儿的女性在劳动参与上无显著差别,说明婴幼儿机构托幼能够有效缓解“母职惩罚”。本文提出,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社会机构托育服务,能积极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和帮助女性发展,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家庭发展的重要配套政策。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活动理论与压力应对理论,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GMM等模型,分析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参与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综合健康状况,同时抑制了基本活动功能、工具性活动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受损,降低了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2）劳动参与、志愿参与、娱乐参与等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均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3）机制分析表明,社会参与可以显著缓解近期和早期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冲击;对经历多种负性生活事件、近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老年人效果尤为突出。（4）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参与对高龄及居住在农村或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健康提升效果更明显,不同社会参与类型对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健康促进效果存在异质性。文章认为,应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努力发展老年志愿事业、加快完成社区适老化升级,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环境建设与制度保障,逐步构建起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战略目标。     

2010~2020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工作预期寿命及其地区差异北大核心

基于2010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工作预期寿命及其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以来,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水平持续下降,工作预期寿命稳步缩短,非工作预期寿命延长;这些变化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地区差异,男性和农业发达、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农村老年人需要面对工作预期寿命更长而晚年闲暇时长更短的双重劣势;各地区农村老年人口工作余寿在余寿中的拓展模式可以分为“安逸型”“劳逸结合型”“高负担型”“低负担型”“限制型”5种类型,所属类型与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劳动意愿、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紧密相关。政府和社会在为农村老年劳动者赋能的同时,应该为其提供设计合理、保障有力的经济安全网。     

健康冲击、基本医疗保险与老年人“退而不休”

在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背景下,探究健康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对未来合理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四期CHARLS数据将健康冲击、医疗保险与老年人退而不休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分别考察了健康冲击、新农合以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影响的健康异质性。结果表明:健康冲击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和劳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且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有明显城乡差异,对农村地区影响更大。新农合会明显激励农村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发生比率提高为未参合时的3.59倍,但会降低劳动时间,全年平均减少了21.21天;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增加劳动时间,全年平均增加了13.92天,且对劳动时间供给更多的个体,其激励效应逐渐减弱。同时,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其中新农合对女性退而不休意愿影响更大,但对劳动时间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职工医疗保险对女性退而不休意愿、对男性劳动时间影响更大。此外,本文还发现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对健康变差的群体影响更大。     

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和2016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村女性的就业促进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显著的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进一步讨论发现，确权因婚育状况、人力资本和工作经历的不同而对农村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未来确权工作中应注重土地经营权确权中的性别差异，考虑农村女性就业需求的多维度因素，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整体福利水平。     

婚姻转移支付是礼物还是负担?--基于子女婚姻对父母消费及满意度的分析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婚姻转移支付对父母消费的挤出作用,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本研究利用44579份婚约财产纠纷判决书整理的婚姻支付数据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有序Logit模型、反事实估计等方法,描述婚姻转移支付的基本事实,分析其影响父母生活满意度的礼物效应和挤出效应。主要结论有:(1)婚姻转移支付是大额代际财富转移。(2)婚姻支付的收支结构分析表明,婚嫁双方父母都是净支出方,婚姻转移支付是父母赠与新婚子女的礼物。(3)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支持礼物效应。婚姻转移支付通过改善父子关系满意度从而提高父母生活满意度。婚姻转移支付是父母最大化满意度的行为选择,礼物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何父母对新婚子女转移了大额财富。(4)没有发现婚姻转移支付挤出父母消费从而降低其满意度的因果证据。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家庭老年照料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吗?——基于两阶段残差介入法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照料者的家庭照料负担日益加重.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利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探讨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老年照料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之间存在内生性,忽略内生性会低估照料责任对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预测值替代法会高估照料父母公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程度;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是解决非线性模型内生性的有效且一致的估计方法,女性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12.46％;这种对就业决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城镇女性、与父母公婆同住以及兄弟姐妹数量少的女性中表现的更为严重.文章的结论为我国制定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分析——基于CLASS 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脆弱性分析框架,综合已有研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识别出高、中、低三种社会参与脆弱性特征的农村老年人,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出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脆弱性类别的相关因素,并结合雷达图展现不同类型风险人群的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脆弱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仅有少部分老年人群的脆弱程度高且内部差异大;高龄、文化水平低、健康状况差、无配偶、所在村居没有老年活动场所或设施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不同特征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差异是由暴露水平、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导致的,其中高暴露性是识别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弱势人群的重要依据,而低适应能力则是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较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未来应根据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的脆弱性类型及表现,从个体、家庭及社会不同层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以降低高风险人群的脆弱性,防范中...     

新时代银龄行动：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2016和2018年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特征及其动态变化，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对自身福祉水平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显著提升自身健康状况、降低抑郁风险、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幸福感，从而有效改善自身福祉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老年人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角色认同、技能提升和社会互动，从而提升了福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群体从志愿服务参与中受益更大，性别和年龄差异则不显著。文章结论表明，广泛推动志愿服务参与能充分挖掘老年“银发资源”，推动实现积极老龄化。     

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 健康后果的实证研究及政策思考

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隔代照料这一选题极为重要,隔代照料也是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对两者相关性的深入实证考察较少,仅有的研究也未就隔代照料产生的健康后果达成共识,政策应对亦存局限。为此,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截面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对自身健康产生的后果及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并通过稳健性检验。研究得出三项基本结论:隔代照料的健康后果受到照料强度、子女特征、居住模式及老年人自身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影响,在不同的特征状况下呈现不同的健康结果;照料者受教育程度、照料者性别、健在子女数等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照料者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成年子女向上的代际支持也对老年照料者的健康发挥了调节作用;使用工具变量(照料者是否享受老年优待政策)进行因果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从代际关系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和老年婚姻社会功能等方面提出公共政策的应对思考,以期为制定相应的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提供策略和依据。     

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追踪调查的发现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4次追踪数据，采用潜增长模型和交叉滞后效应模型，考察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动轨迹及个体差异，并从动态角度探讨社会参与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1）老年人社会参与和抑郁情绪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并具有个体差异化特征；（2）随着社会参与的不断增长，老年人抑郁水平上升速度减缓，心理健康状态得到改善；（3）社会参与能够预防和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但抑郁情绪的增长和社会参与初始水平无关，只有持续的社会参与才能延缓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增长。文章建议，政府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根据老年人口异质性，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参与促进政策，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机制，增进老年人持续性参与，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城市老年人养老“时间储蓄”的实证研究——老年社会参与的视角

社会参与是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和权利,健康长寿时代养老＂时间储蓄＂是老年社会参与领域出现的新实践。目前城市老年人对养老＂时间储蓄＂的知晓度较低,参与意愿仍有提升的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日臻完善,城市中低年龄老年人参与养老＂时间储蓄＂的需求和意愿较高,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健康、收入、文化技能以及家庭、社区环境的制约。促进养老＂时间储蓄＂常态化制度化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动员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力量,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加强老年教育和终身学习,引入地区差异的视角,通过完善政策和实施项目的途经,积极发挥老年人在社区和家庭中的作用。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劳动力资源减少 ,劳动年龄人口老化 ;老年人赡养系数增加 ,总供养系数上升 ,国家用于老年人的支出增多 ;有储蓄能力的人口及储蓄额减少 ;家庭赡养照料老人的资源减少 ,功能弱化等诸多不利影响 ,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矛盾 ,只要深化老年科学研究 ,增强全社会的老龄化意识 ,及时采取科学的对策与措施 ,充分利用老龄化的有利因素 ,老龄化与社会经济是完全可以协调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