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GDP等变动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197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与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以及人均GDP、国家和社会在卫生费用方面的人均实际投入金额存在协整关系。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但影响较小;老年抚养系数、人均GDP、国家和社会在卫生费用方面的人均实际投入金额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影响较大。     

市场化改革、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

利用中国199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均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该负向影响会逐渐减少,最终变为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区间内,由于老年抚养系数是增加的,所以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是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样本区间内,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可以解释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的16.3％.     

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论扩大内需与人口消费红利

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消费效应出发,分析我国当前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对扩大内需的积极影响,明确提出和分析人口消费红利及其现实性,并深入探讨人口消费红利的实现机制,最后提出充分兑现人口消费红利、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土族人口的数量与性别年龄结构变动分析

土族人口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族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其数量变动、性别与年龄结构呈现出了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复杂、人口分布的基本态势不规则、各年龄组人口所占比重相差很大、社会总负担系数呈下降趋势等特点。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199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关系,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关系,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能够解释我国最近20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从要素禀赋角度来说,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前期主要是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升高,这导致劳动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劳动价格大幅下降,从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后期主要是预期寿命和老人抚养比升高,这导致储蓄率升高,资本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但资本价格并没有相应下降,因而资本收入份额升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及其实证检验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背景下的特有研究命题之一,科学探究这一问题不仅能为客观评价我国财政政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以为后经济危机时代政府未来财政政策抉择提供全新思路。财政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常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收入的凯恩斯效应并不显著;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虽然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且财政收入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均为非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并不一致。其中,财政支出在扩张时期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为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在紧缩时期的总效应则无法确定。     

山东省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特征及发展趋势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0-2011年山东省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数据并制作图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消费函数模型,得出结论:食品消费作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重要部分,随着人均纯收入增长,必需品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消费需求呈下降趋势,会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基本品随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将增加;奶类及其制品对农村居民来说还属于奢侈品,随着收入增加,对这类食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将高于收入增长速度,分析结论有助于制定合理的促进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政策.     

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运用中国2002-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因素和收入增长率对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和负相关关系,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在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研究中却发现,消费率与抚养比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并不与全国保持一致,这些差别反映了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以及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差异.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及城镇化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加入人口因素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城乡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受制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建立考虑人口因素的城乡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城镇化率与总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扩大我国居民总消费,但城镇化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调节。因此,基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且农村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应是: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总体消费水平;再在此基础上提高城镇化率,进一步增加总消费。     

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我国有7亿多农民、2亿多农户,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困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如何培育和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意愿和信心,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城乡统筹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政府能力与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机制与中国实证

理论分析表明,政府能力是影响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能力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就地方政府能力的三个侧面而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最大,地方政府市场支持能力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次之,但就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而言,并未有一致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互联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理和实证检验

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2003—2018年中国31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1980-2009年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发现,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绝对收入假说和随机游走假说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不适用,而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适用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     

农户分化:微观机理与实证分析——基于苏中三个样本村705个农户的调查

劳动力机会成本是分析农户分化方向的理论契入点。在分析农户分化的微观机理基础上,结合苏中地区三个样本村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农户资源配置环境与农业政策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农户分化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但不同农户个体之间分化方向差异明显;教育和年龄等是构成农户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决定了不同农户劳动力机会成本差异和分化方向;农户个体自发的分化过程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农业比较优势发挥,因此必须完善宏观政策以夯实宏观粮食安全目标的微观基础。     

可持续消费管制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内涵界定、目标定位和机制设计

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文明化、节约化、环保化、低碳化、可持续化这五维度目标是可持续消费管制的原则目标,也是评价准则.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决定了可持续消费管制目标实现的边界,也决定了不同管制政策的选择.可持续消费管制的正式机制包括命令控制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两类,非正式机制包括意识培育机制、伦理约束机制和观念引导机制三类.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与分层机制

文章运用职业分层指数这一社会成员共同的分层标准来分析流动人口的职业阶层结构。通过对农业流动人口与非农业流动人口职业分层结构的比较,发现：流动人口从整体来看多处于中下层职业,非农业流动人口处于中上层职业的比农业流动人口多;从职业类别来看,流动人口集中于技术类职业和简单劳动类职业。由此推论,户籍和职业之间的关系正在由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和农业与非农劳动的高度一致性转向本地与非本地户籍和权力与非权力职业之间的重合,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入只能是功能需求性的融合,而不是同质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