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宋之"三路舶司"--兼论中国港口职能之分工

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主要由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两浙路的杭、明州市舶司,即所谓“三路舶司”承担的,但关于“三路舶司”的始置时间、设置原因以及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的影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本文经过分析后认为,广州市舶司的设立源于对战争的支援,是朝贡贸易的遗产;两浙市舶司的设立则是为了管理国内商人下海,标志我国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迈进;而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则源于新航线的开辟,显示了我国人民对南海区域的新认知。     

试论明代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原因及其影响

福建市舶司于北宋元二年（１０８７年）设于泉州。宋元时期，泉州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福建市舶司成为当时政府最重要的财税来源。至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学术界一般认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明代福建市舶司专管琉球（今日本冲绳）朝贡贸易，而琉球到福州较泉州近；其二，明代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已经衰败。事实上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置福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不揣谫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原因及其影响作一番粗略的考察，以祈教于方家学者。一、明代福建市舶司移置泉州的历史背景明初统治者…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

在宗教祭祀、医药薰香、饮食调味过程中,香料必不可缺。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域外香料朝贡的高峰期,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郑和出使西洋,在明代香料朝贡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政治、文化与经济交流史上不可忽略。宫廷和民间对香料的旺盛需求,以及朝廷"四海归顺"的政治目的和寻找海外香料,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它使海外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强盛,促进了中外香料贸易的积极发展。香料朝贡贸易带来的民间香料贸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重评宋代市舶司的主要功能

市舶司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中的正面作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从古至今，学者们几乎都众口一词地加以称道。笔者过去也一再对市舶司进行肯定。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宋代是中国古代市舶司制度最健全、功能发挥得最正常的时期。本文将通过对宋代市舶司设置意...     

唐·唐人·大唐街——读史札记之一

宋代以后,下迄近世,外人习称中国为“唐”,“唐人街”之称,更为世人所熟知。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汉威令习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不但外人称中国为“唐”,即中国人在海外者亦自称为“唐”。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交趾……王系‘唐’姓。”所谓“唐姓”即中国姓。又说,“占城……‘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所谓“唐人”即中国人。交趾、占城皆东     

重评北宋重文轻武的历史作用

我国历史上的所谓重文轻武,始于北宋。对于宋代形成重文轻武风气,史学界多加以贬低乃至否定,认为这是造成“弱宋”的主要原因。对此,笔者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重点探讨北宋重文轻武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其历史作用究竟应作如何评介。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宋朝的海外药物交流

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以其独具的实用性和普及性,历来是中外海上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份。宋代,随着中外海上交通的日益发展,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也愈加频繁、兴旺。据中外史籍记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宋与亚、非、欧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药物交流,以朝贡、互赠、通商贸易等方式交流的药物有上百种。地区范围之广,品种数量之多,作用影响之大,都远远超过以前各代。然而,以往治宋代海上交通史及海外贸易史者,多偏重于经济上的商舶贸易和政治上的使节往来,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外海上药物交流,却甚少论及。缘此,本文拟对宋代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作一初步论述。     

南宋市舶司初探

宋朝是中国古代市舶司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目前我们对宋代市舶司还缺乏系统的了解,本文试图探讨南宋市舶机构及其官员的设置,并由此对宋代市舶司制度的成熟和衰败,以及南宋泉广贸易地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市舶机构的设置及称谓北南宋之交,各地最重要的市舶机构多在战乱中存续了下来。它们分别设在两浙路的明州、杭州等地,及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南宋时两浙路路一级市舶机构初设于杭州,绍兴二年(1132)三月移至秀州华亭县,称为两浙市舶司或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南宋初年两浙路     

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

何谓“买扑”?“买扑”是指民户以竞争方式承买官府的各种经营性企业和税场的经营权、收税权,类似于近代的租赁承包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在唐代末年已经出现,到宋代,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几乎广泛存在于宋代官营经济的各个领域.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但现在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情况,详加考察,以反映出这种经济成分在宋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耐人寻味的特点,或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试论宋代的舶货

在中国历史上,宋元时期是开放海上自由贸易的时代。除钱币、陶器以外,中国生产的高级丝织品、装饰品、文具等也是蕃商的交易目标。而为了获取这些商品,商人们到底会带什么样的东西去中国呢?肯定会有大量的舶货自海外输入。那么,在宋代海外交易的盛况中,对中国来说必要的舶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一般都认为是香药、宝石之类。那又是怎样的香药,香药中哪一种最受欢迎,香药以外又会考虑哪一类?运送至市舶司的货物,未必都是南方的物产吧?本文试图在考虑产地等情况的同时,通过对进入中国的舶货的研究,了解宋代海外贸易的具体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考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条(以下简称为《宋会要》"市舶")以及东洋文库本(藤田丰八手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市舶"条)的一部分,将其中记载进入中国的舶货全部抽取出来,并按内容加以分类,做成分类表,逐次加以分析,考察这些舶货即输入品的特征,进而考察当时海外贸易的特点。作者将舶货分为植物(占80%)、动物(占11%)和矿物(占9%),发现植物类中的83%是香料、药和香辛料,显示中国人对香的偏好。最后,作者揭示,进口的奢侈品被分为呈送宫廷(起发)和剩余的由市舶司在当地销售(变卖)两部分,后一种行为使民间也能用上外来货品,提升了整个宋代的文化。     

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 ,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造船业的迅猛发展 ,指南针的使用和宋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政策 ,种种良好的社会基础使宋代的海外贸易空前兴盛     

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

北宋和南宋各经历了九代皇帝，三百年的时间给今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传播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传播活动方面，“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统称在这一时代细化起来：“邸报”代替了“进奏院状”，官方信息传播系统更加健全，“小报”这一民间传播方式出现，引发了争议；教育活动方面，书院作为教学机关更加完善，理学思想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媒介在宋代得到了改善，传播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加发达。     

梁漱溟反动政治思想批判——读《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所谓“乡村建设”的反动实质。     

释宋代“买茶额”和“产茶额”

宋代的“产茶额”和“买茶额”中所记载的数字 ,是我们了解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材料。然而 ,“买茶额”和“产茶额”究竟代表什么含义 ?如果我们从字面来理解 ,显然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而以此为根据对宋代的茶叶经济作出的推断也就不准确。本文从对宋代榷茶制度及其运作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北宋时期的“买茶额”和南宋的“产茶额”的含义作出解释。认为 ,所谓“买茶额”是指国家的榷茶机构买纳产茶州县政府收购上来的部分好茶 ,以供大茶商长途贩运到北方地区进行销售的茶叶数额 ,而所谓“产茶额”是指产茶州县“批发”和“住卖”的茶叶数 ,也就是官府控制下茶叶在全国的销售总额。     

熙丰变法时期的海外贸易

北宋神宗朝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变法运动。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当时的海外贸易。探讨熙丰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填补宋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重要空白,还可以加深我们对熙丰变法的认识。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宋日贸易再考——海上丝绸之路东亚贸易圈的形成

宋日贸易是宋朝商人主导的贸易,史书上虽也有往来于两国的日本商人的记载,那其实是宋朝的纲首.所谓"纲首",就是负责整条船上一切事务的人,并且还客串两国的官方使臣.宋商还在日本博多(现日本福冈市内)落地生根,建造了唐房(即唐人街).从出土的陶瓷器中还可以看到多重烧制的痕迹,由此可以断定,这些瓷器常常是刚刚出窑就立刻被运到日本博多,并在日本进行最后加工的.这说明博多不仅是商品流通场所,还是宋朝商人们的营业据点.日本学者把这种贸易叫做"住番贸易".也就是说宋代商人从原来的货船到岸后的"岸边交易"已发展成"住番贸易",使日本九州的博多成为宋人和日本人杂居的贸易都市.宋代的这种民间贸易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