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

本文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基本经验 ,对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作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综合着生命体验、文化底蕴和感悟思维的生命的诗学、文化的诗学以及感悟的诗学。这种多维的诗学以生命为内核 ,以文化为肌理 ,由感悟加以元气贯穿 ,形成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 ,由此派生出比兴 (隐喻 )、意象、意境和气象等具有东方神韵和智慧的基本范畴。把握了中国诗学的这些特质和形态 ,我们就能以现代文化发展的战略眼光 ,建立起现代中国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学理体系、知识体系和评价体系     

论中西诗学之比较——《比较文艺学》导论

本文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状况,从目前诗学研究现状出发,提出在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诗学比较,重要的是要构搭彼此“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文论作为参照,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他民族诗学之间的汇通点,以促进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     

康雍乾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蒋寅诗学三变

蒋寅以研治中国诗学著称。通观他近三十年的著述成果，其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古代诗学相关命题的阐释与理论批评上，治学范围经历了从中古到近古文学的跨越。《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一书集中收录了蒋寅三十年的诗学研究成果，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他的诗学思想轨迹，以及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文人心态史研究、从文献稽考到理论总结与建构的双线交叉并进的学术脉络。其诠释路径往往蕴涵着历史、文化与美学三重视角的审视，堪堪代表了他学术思想认识上的三次嬗变。此故，蒋寅诗学三变更强调三重思考视角之变，不变的则是他作为一个纯粹学者一以贯之的真理探索精神、学术自由心态和理论建设意识。     

文化诗学：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视野、方法与路径

回顾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正在批判、吸收、继承中进行整合与超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形态,这就是走向文化诗学视野的比较文学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和而不同”是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而从比较、对话到融汇则是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     

重估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

探寻和感悟本文诗学实际上就是要探究作家的思想情感图像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而获得确定的形象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作家创作实践的,作家通过对本文诗学学习和研究而获得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事实上,对本文诗学的感悟过程与自己的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创作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向,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一旦创作者的诗学原则在文本的创制中获得成功,创作者的思想原创性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学意义。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走向汉语比较诗学——关于当代海外华文文学诗性品质的思考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域外汉语文学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诗学特性.诗学的比较性不仅表现在吸纳西方等外来影响,而且更表现为汉语内部文化生态的互动关联.走向汉语比较诗学,不仅利于规避目前研究中存在的过于倚重西方文化资源而相对轻忽汉语文化资源的局限,而且也利于彰显华文文学的诗性美学品格,提升其意义覆盖性.在比较诗学视野中审视这一问题,华文文学在构成古典诗学精神跨界呈现的同时,也存在着与国内文学现代性体验的截然差异,诗性品格互文性地弥补了国内文学的现代化偏失,展现了汉语诗学在现代语境中"被现代化"的真实之维.由此,本土性的诗性文化精神也就凸现为建构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维度.     

"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米与盐：家庭诗学的两极--以王小妮为中心

王小妮的诗歌创作可以纳入一种家庭诗学的视野加以阅读和研究。这一诗学体系由米和盐两种日常物质所标的，并构成家庭诗学的两极：在高纬度上，家庭诗学抵达了生活之甜，它是诗歌的梦想原则，展示为忧郁问题，关注室内价值和写作自身；在低纬度上，世界之咸表达了家庭诗学的现实原则，它呈现为焦虑问题，诉诸室外价值和写作的介入性。组诗《重新做一个诗人》既表明了王小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写作态度的转型，也为读者探索家庭诗学的物性结构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标识性文本。     

试论生命诗学的文化内涵

中国诗学从发生学意义和延续性上而言,体现出中国文化独有的生命特征.以直觉表达现象的中国生命诗学与西方逻辑表述的生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具有同构的因子,但其生命的体验方式与表达形式依然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具有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有别于西方的生命哲学.通过中国诗歌体系能够清晰看出中国生命诗学的文化内涵,蕴含着三种生命特征,即用诗意的潜意识形成诗学的创作生命、用意象形成诗学的时代生命、用知觉现象学形成诗学的文化生命.     

现代神话解释的文化诗学旨趣

神话是最古老的一种艺术载体 ,它保存了各民族原始文化或民间文化生活中的精神想象与艺术创造的成果 ,并且与原始宗教和诗歌具有亲缘性联系。现代意义上的神话解释一方面重视通过神话去还原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信仰 ,另一方面则重视探讨神话思维的诗性自由特质 ,强调神话与文艺创作之间的联系。神话解释中的这种文化诗学意向为现代艺术解释建立了一种有意义的诗学价值范式。     

中西诗学互鉴：基于民俗志诗学的理论建构

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诗学理论与西方诗学理论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也有着可以对话并且兼容的成分。在明细化的现代学科建设与平等学术对话的社会背景之下，中西诗学互鉴为重新认识和研究某种文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以这一视域为起点，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民俗志的本土化与多元化特征，进而探索民俗诗概念的生成，是中西诗学互鉴的实验性探索之一，也成为建构民俗志诗学理论的重要切入口，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添新的理论注脚。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艺术成就

现代主义诗学是与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诗学并列的中国现代诗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在强化诗人与诗学的思想深度,拓展诗学新的风格以及促成中国诗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建树。它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成为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也成为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实现质的裂变的标志。     

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承关系的三种样态

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名家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传承关系,呈现三种样态：一是新诗名家现身说法,坦承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二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三是少数新诗人如纪弦等,公开否认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联系,然究其创作实际,亦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理清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建立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提升古典诗学研究与新诗创作批评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东方与西方:中西比较诗学的新拓展

比较诗学的研究就是要在研究中贯穿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将研究结论提高到跨文化的、具有普遍概括性的理论高度。如果说比较文学史的研究意在揭示人类文学的纵向联系,那么比较诗学的研究则旨在揭示人类文学在精神上的相通性和差异性。既然如此,比较诗学研究的范围就不宜限于某些国家或地区之间诗学的比较,而应扩展其研究的视野。我国比较诗学兴起近20年来,基本上局限于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研究,比较和对话仅限于中西之间,对东方文论的研究较为薄弱。然而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均是世界文学大国,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文论,是世界文论的三大源头,而这三大源头中东方就有两个。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对本国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论的研究一直较为冷淡,哪怕是对作为源头之一的印度文论的研究也较为薄弱。     

品与思:一种精神的生成与象征

诗学即人学.在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中,<诗潮、诗人、诗艺>和<品与思>这两部论著尤其<品与思>,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纯净的诗学精神,客观公正的评价尺度和值得信赖的诗学密度.论著立足于宏博的文化视野,以扎实的学术功力,对诗歌的内部构成和文本世界进行精到的剖析,呈现出深邃、厚重和从容之美,为中国新诗研究提供一份独特的文化范本.     

论中国古代诗学谋略性动力体系的内在作用机理及其理论意义

古代诗学有其内在的动力体系。结合古代诗歌创作摅写活动的具体进程,从古代诗学的授受指导性特征入手,充分认识其理论的制约性与实践的约束力,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古代诗学的基本特色。在古代诗学的体系中,具有明确实践用意的理论谋略是核心,这个核心与创作摅写活动的线性链条以及古代诗学中的基本观念和范畴共同形成了具有动力性、开放性的诗学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谋略性的理论思维是动力源。古代诗学理论中的基本观念范畴和观点主张都从动于这一动力源,它们经由创作摅写本身的线性连带作用共同形成一个开放有效的动力结构。这个动力结构客观存在于古代诗学的现实发展历程中,是我们把握古代诗学体系的基础。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兼谈经学信仰与儒者风范及其他

比较诗学研究在当下已然成为中国汉语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方向。一位比较诗学研究者把西方诠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背景作为思考的视域,从而达向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研究,实际上,这是给出了汇通于中西诗学且又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诗学立场。刘歆早在《三统历》中即厘定了"经,元,一以统始"的本体论观念,较之于老庄诗学的"道","经"是儒家诗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隐性本体论范畴。儒家知识分子正是据守于"经"的信仰,从而获取圣人之道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1934年,鲁迅撰写《儒术》嘲讽元好问与张德辉恭请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而在21世纪,儒教却以普世主义的信仰走向了全球化。较之于真正的儒者,那些"以经议政"的公羊学家,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遗憾就是介入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