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

近代以来，传统的工商性会馆继续存在，并随着社会变过日益损失自己的功能。在建立行业规范、对外开展商战，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商业性会馆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商会与工商性会馆有一些共同的职能，会馆可成为商会的团体会员；会馆组织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组织，而商会却先天孱弱，因而在许多地方不如会馆那样具有凝聚力。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论明清商业会馆建筑

明清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除了皇宫、民舍、庙宇,还有一群集三者的宏大、人气与精神寄托于一体的会馆建筑,这些耸立在大江南北的建筑,通过遴选地址、建材、匠人、工艺以及样式,呈现出各地的风俗和建筑者的审美与财力的差异,体现了主人的情怀和追求,深刻昭示和影响了社会的进程。     

河南现存商业会馆碑刻考述

河南境内商业会馆的现有研究中,会馆碑刻的文献价值已被广泛认可,但尚无专文对碑刻本身加以探讨。依据田野考察与文献记载,展现河南现存商业会馆的分布,对馆内碑刻的数量、年代、类型进行梳理,分析其所呈现的特征,有助于学界利用碑刻推动会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会馆看清代海南的发展

随着人口的流动 ,清代海南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海内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商业会馆在海南的建立以及琼州会馆在海内外的活动是其发展的重要见证。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探究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嬗变

中国近代化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大门被迫打开以后,经过较长时期的中、西学相互斗争、渗透,逐渐走向近代化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与幻觉;鸦片战争惊醒了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鸦片战争时期的客观环境和阶级局限制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和实施进程.     

保定商会档案及其出版

现存600多卷8万多页的保定商会档案,内容比较丰富,具有原始性、系统性和地方性等特点。该档案的整理和影印出版,对于保定“历史文化名城”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对于直隶商会和保定商会的研究,对于社会救济史、日本侵华史、天津商会与保定商会的关系、晋商史等很多问题的研究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开创新局面。今后的保定商会及其档案的研究工作,在文献学方面还可以再做一系列的拓展,在专题研究与通贯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更是大有可为。     

组织为谁代言：社会治理中商会多重身份的演变

作为一种存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商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其身份归属,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代理人”论认为商会是一种代理政府管理企业的新型组织形式;“俱乐部组织”论表示商会是入会会员利益整合和表达的组织机制。此外,还有模糊二者差异的“中介组织”论。“强国家-弱社会”的既有制度安排造就了中国商会的生发机制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商会身份多重性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活动渗透的结果,这将深刻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发挥。     

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

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表现为尊商意识的确立、清政府工商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显著提高等。天津商人的构成决定天津商人合群意识弱、市民意识浓、近代意识不足等特点的形成。针对这些,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集中在联络商情、剔除内弊、开启商智等方面。     

现代民间类宗教团体的特征及演化

现代民间类宗教团体是既非传统宗教、传统民间信仰,又具有一定宗教特性的、非法的民间组织.他们特殊的组织手段、光怪陆离的信仰崇拜系统、隐秘的活动方式和庞杂的理论学说等特征,决定了其中的一些向邪教组织转化的潜在可能.应当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从而正确引导此类团体的发展,防止其向邪教演化,尤其要预防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唐宋以来移民与江右商帮兴衰的重要关系

江右商帮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与移民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促进了江右商帮的形成,并使之走向全国,发展壮大。同时,随着江西的商人流向全国,江右商帮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但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逐渐走向封闭,移民运动也随之衰落,近乎停止。于是经历了500余年的江右商帮,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没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

在革命浪潮激荡的1920年代,许多政党与阶级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而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由于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我国商会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及措施

近年来,在国外我国产品被控反倾销的次数不断增多,而相比之下,胜诉案件的比例却没有同等增长,这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秩序和出口贸易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商会应利用其自身优势,确定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并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积极参与对华反倾销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而改变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的各种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