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公共服务职能提供方式的变革

公共服务市场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将公共服务以合同外包的形式,交予具有高效率的私人部门来承包的外包制度成为西方公共部门广泛应用和备受注目的重要形式。这一有效的治理工具使公共服务的成本降低,效益和质量得到明显提高,顾客满意度增加。目前我国政府正处于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社会服务型政府转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先进经验,引入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对解决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不均和质量效益不高等现有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发挥良好效用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风险,且风险贯穿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始终。应正确认识和深入剖析风险的成因,并予以相应的法律规制,包括合理界定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明确承包商的资质条件,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完善监督机制与绩效评估机制,建立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等,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保障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目标的实现。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责任机制:解构与重塑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实践表明,合同外包在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质量、赋予公众选择权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也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公共服务提供体系的政府责任机制。深入剖析合同外包对传统政府责任机制的解构与影响,有利于我们理性考察和审视公私混合型公共服务提供体系中正在形成的新的责任机制。     

深化公共服务外包改革面临的实践难题

发端于英美的公共服务外包已成为我国的一种潮流性的制度安排。但随着外包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日益趋近政府的核心职能以后,其也面临着认知分歧、配套不到位、风险控制难度大等突出的实践难题。     

服务型政府视野中的公共服务分工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公共服务分工是指政府在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财政责任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和社会在整合资源方面的特有作用,发展公共服务规划者和生产者的专业优势.尽管公共服务分工有利于弥补政府直接生产的局限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交易成本,需要进行有效的合同治理.对于公共服务分工而言,选择能够节省交易成本和具备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公共服务的分工还有助于防止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对抗,重建新的权利和责任体系,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困境与重建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础所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共存,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治理、重政绩指标轻公共利益、重行政方式轻社会参与、维稳大于维权等。公共性的生长环境、现有制度的技术理性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都是制约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重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促进价值导向回归公共性;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培育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共同治理;完善参与机制,保障多元治理的长效性。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一个研究综述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热点问题,理论界围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问题的研究已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外包什么、如何管理外包合同、外包效果如何、什么因素影响外包效果等主题展开了相关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纬度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问题及对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政府服务提供的一条全新途径被西方公共部门广泛采用,英、美、瑞典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推行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制度.然而政府在实施服务外包的过程中仍然存在成本核算错误、腐败、监督责任缺失等问题,深入分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改进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是县乡权责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旨在合理划分乡镇政府权力与责任边界,增强基层政权体系的公共性。然而,实践领域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过于强调县级部门责任下沉,导致乡镇政府陷入超负荷运转和职责空转并存的矛盾中。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在价值、目标、主体和方法四个维度上呈现公共性不足困境:一是价值取向上的重效率、轻质量,二是主体对话中的村民参与缺失,三是目标制定中的部门主义倾向,四是方法运用上的低制度化缺陷。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公共制度、强化村民参与、优化资源配置,建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进而提升乡镇政府社会治理和服务能力。     

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

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基础是市场经济,它的制度环境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作出制度安排,对整个行政模式、行政体制进行整体重新建构。制度安排的底蕴就是规范的供给,一方面政府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提供规范;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的行为和公共政策供给也是规范的。而一切规范的根据就是政府的公共性,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政府公共性最为直接的体现是政府的规范体系和行政行为系统的公正性,行政行为和公共政策的公开化和依法行政又是公正性的必要保障。制度安排所要实现的是制度供给。在政府的实践运作层面上的制度供给主要表现为坚持利益导向;定位于为人民服务;廉价、廉洁、高效;保证自由秩序;提高政府能力。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对于政府民主体制的运作、制度的强化执行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达成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的关键在于建构其规范基础与实践机制,一是建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双重规制机制;三是成立与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专责机构。     

完善公共服务提供:市场化反思与制度建设

公共服务市场化是当代各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的必然趋势,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和形式。公共服务市场化,即把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业务领域,实现服务的最佳供给和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从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来看,问题与成绩并存。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亦然,问题集中表现为付费机制不健全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究其根源在于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整体战略。对此,需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以实现完善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目标。     

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论争

虽然“公共服务”一词产生已有百年历史,但关于“公共服务”的概念、范围、供给主体、行动逻辑和功能定位等“基本问题”至今依旧存在理论认知上的分歧与争论,不仅影响了公共服务实践,也削弱了公共服务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厘清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必需。基于对公共服务“基本问题”论争的反思,本文认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情境中,理论上应强化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特质,在实践中要坚持“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合理确定服务内容,深入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其工具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平衡,实现公共服务从回应到前瞻的功能超越。     

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性与多元合作供给制度设计的探析

解决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现实困境的出路在于供给制度的创新。文章以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性分析和分类为基础,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供给制度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建立和完善政府、市场和自愿组织共同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多元合作供给的制度安排;多元合作供给制度的设计与完善必须坚持公共性取向。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文献综述及其延伸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改革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外包什么、如何管理外包合同、外包效果如何、什么因素影响外包效果等主题展开相关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现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仍然存在着盲点与空白,而这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预留了空间并指明了方向。     

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研究——以多中心治理为视角

近年来,公私合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文章着重从多中心治理视角对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在价值取向、合作主体、合作过程及合作结果方面遭遇的困境,并提出公共服务公私合作应以多元价值为引导,有效整合政府与市场力量,建立合作的激励机制,完善合作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合作风险的防范、分摊与管理,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有效运营.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意蕴论析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深化政府治理改革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路径。这一路径具有深厚的改革涵义,它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社会职能和释放激发社会活力、创新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结构、提升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机制,它具有独特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其集中体现为:以主体角色和职能的合理分解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结构的重构;以契约责任关系代替行政权力关系建构公共服务诸多主体之间的联系;以多重机制有机对接和有效复合实现不同供给机制的优势互补;以新型的双引擎注入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新型强大动力;以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工具理性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理性;以对于公共服务事务的购买取代对于公共服务生产者的供养;以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内含规范达成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规范。当前,推进这一路径和机制的主要任务在于,建构公共服务社会企业的竞争性关系、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机制、强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各主体的能力以及建设理性的社会信任。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技术适配治理:政府治理数字化的限度与人的主体性回归

数字化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政府数字治理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互动与融合，本质上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其数字治理必须彰显公共性，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关照人性。但是在政府治理中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和全面泛化，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致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数字治理常常陷入“技术依赖”“信息过度采集使用”“数字规训”“算法操纵”等多重困境。因此，实践中要掌握好政府治理数字化的“尺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价值、主体、制度、过程等方面促使数字技术更好适配政府治理活动，引导数字技术向实、向民、向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