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社会科学》杂志参与主办纪念牟子诞辰千年暨梧州作为岭南古代佛城地位学术研讨会

梧州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建城历史的岭南名城,汉代以来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中国佛教在岭南地区最早的传播与兴盛地。中国两位著名的佛教人物--牟子与契嵩即诞生于梧州。东汉时期的佛学家牟子,为苍梧郡广信（今梧州一带）人,他所著的《理惑论》,是中国第一部佛教理论专著。牟子及其《理惑论》迄今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界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了加快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珠江—西江佛禅文化带”,推动广西和广东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本刊与梧州学院、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纪念牟子诞辰千年暨梧州作为岭南古代佛城地位学术研讨会,借助研讨会打响梧州特色文化品牌,论证梧州是岭南古代佛城,给梧州市一个新的有国际意义的品牌。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纪念牟子诞辰暨岭南古代佛城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梧州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兴盛地之一,苍梧地区是佛教史上两位具有里程碑地位的佛教人物——牟子与契嵩的出生地,而且寺庙和信徒众多,作为古代佛城,梧州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影响深远。今年是牟子诞辰1948周年(牟子出生于延熹五年即公元166年,一说为延熹九年即170年),为纪念牟子诞辰并深度挖掘梧州作为古代佛城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与梧州学院将于2014年11月在梧州市联合主办"纪念牟子诞辰暨岭南古代佛城学术研讨会"。现面向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征集与会论文。     

牟子及其《理惑论》辨伪

《理惑论》是我国佛教初创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因收录问题和该书序言之内容与史实和史料记载不符,导致自明以降许多知名学者对于该书之真伪予以关注和考证。实际上,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和该书序言所言之时空,学界可视该书成书于汉魏时之交州,其作者既非"汉太尉牟融",亦非《理惑论》书名下的"苍梧太守牟子博传",而是苍梧地区的一位精通儒释道经典之隐士。根据伪书的界定和该书序言,也可视该书为伪书。     

《理惑论》的成书问题及思想内容论析

《理惑论》本是中国早期佛教重要的论书,但在近代以来的疑古思路指导之下,屡受伪书之疑。从《理惑论》的成书背景、著录和流传情况、作者、成书年代及真实性方面进行考察,并且结合《理惑论》的思想内容,可以得知,汤用彤等学者所做出的《理惑论》为东汉末年或三国初期的作品的断定是正确的。     

论牟子精神并创议两广共建“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

基于梧州“岭南古代佛城”的文化定位和弘扬“牟子精神”,创议两广共建“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珠江—西江经济带”的佛禅及民俗文化资源相通的特色突出明显,以构建文化带的方式串接起来,可以促进珠江—西江水系地区及辐射地区,乃至海内外的佛禅及民俗文化的交流合作,并从文化和民间友好交流上对接与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的建构与开发

建构“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应将苍梧的牟子“佛”文化,与肇庆、云浮甚或北江韶关的六祖“禅”贯通,并将西江流域的龙母、三界神、北帝、洪圣等水文化和民俗文化进行对接。因此,要开发“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必须以禅学和龙母信仰以及其他民俗文化为切入点,重新审视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合理利用和整合佛禅民俗文化资源。     

说“九疑”和“月”

<正> 一、说九疑:帝舜南巡,死葬九疑,载于《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离骚》、《五帝本纪》、《初学记》卷八与《文选·上林赋》注引此经并作“九疑”。郝懿行云:“盖古字通也。”山而名之曰“疑”,为什么呢?《海内经》郭《注》还算简明:“其山九溪皆相似,故云‘九疑’。”笔者游览过九疑,领略过九溪相似,游人生疑的实况。但是,九疑之所以为九疑,     

“法性论”与“本无说”——“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二

《法性论与本无说》集中地论述了佛教的佛性学说与中土之轮回报应、灵魂不灭思想;慧远的“法性论”与魏晋玄学“本无说”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个论述,旨在探讨外来宗教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具体地说,佛教在传入中土后,是怎样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步地被中国化,是如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汇合,逐渐变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乔荼波陀的“不生说”

吠檀多学派自吠檀多派的根本经典《梵经》出现之后,一直到商羯罗以南印度作为他的活动中心之时,吠檀多的传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就是吠檀多哲学的佛教化.传说为商羯罗祖师的乔荼波陀所作的《圣教论》就出现在这一期间.乔荼波陀在他的《圣教论》中,为了宣说梵我同一的不二论观点,提出了“不生说”的哲学观点,这一观点与佛教的不生理论既有同一之处也有区别.本文通过对乔氏的“不生说”的批判分析,揭示了吠檀多哲学与佛教哲学的融合与对立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法宝的“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说

法宝是活跃于唐代初期佛教界的重要思想家,他与慧沼之间围绕“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的争论在中国乃至日本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法宝以“真如种子”概念重新诠释《瑜伽师地论》的“真如所缘缘种子”概念,并从“熏习说”的立场对“法尔本有种子”做了改造,力图从“本性”和“客性”两个方面把握佛性。法宝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五性的差别不是“本性”所具而是后天“熏习”的结果,强调佛教修行的重要意义。法宝的佛性说是印度佛教佛性说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论“史论”

(一) “论”,是一种文体,历来是作为一种议论、说理性文字出现的。刘勰称“论”为“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是较早地对“论”的笺释。“论”的品流很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条分(?)析,日益增加它的种类。现在常见的“论”,有政论,有时论,有经论,有文论,有史论,等等。明人徐师曾根据《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提出的陈政、释经、辨史、铨文等目,参考《昭明文选》的分类方法,把它列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     

与张角齐名的李弘是谁?

“张角、李弘毒流汉季”,这是《弘明集》八所收萧梁刘勰《灭惑论》中的一句。刘勰将李弘和张角并列,加以攻击,无疑李弘其人与张角一样。是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刘勰是站在佛教立场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警告的,警告他们不能信任道教,张角、李弘等人的起义,对统治阶级是一种严重的威协。同时,北魏寇谦之的《老君音     

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

甲骨文中有“巴”字，其形是“妇女怀孕”之状。谷斌、刘雁二同志不同意此说，认为“巴”字与“巴蛇”有关，“巴”之本义为蛇。“巴”字字形与“蛇”形不类，字义上没有共通之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有误。殷周时代的“巴人”分三部分，即丹阳巴人、巴子国和夷城巴人。丹阳巴人是甲骨文中的“巴方”。“商榷”一文所论的是“夷城巴人”，而“夷城巴人”不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而是殷末周初的“虎方”。他们崇拜“虎”，而不是“蛇”。故“商榷”一文所论没有中的。     

“或或”一解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鵩鸟赋》云:“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集解》引李奇说:“或或,东西也。”按李奇是以上文“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来释此文,意谓众人东西趋利也。未得其解。或或,亦作“惑惑”,《荀子·解蔽》“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     

“当其无,有车之用”——论《总术》篇在《文心雕龙》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体系中,《总术》篇的位置相当于“三十辐共成一毂”之“一毂”.“总术”和其它驭文之术构成了一种“有无、本末、体用”关系.《总术》篇作为“不用之一”,驾驭统率“剖情析采”各篇,将创作论十八篇紧密地连接成为一个“辐辏相成”的整体.在《文心雕龙》整个体系中,《总术》篇成为连接创作论与枢纽论、创作论与文体论的符契与纽带.     

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     

再论“天理”“人欲”

再论“天理”“人欲”□杨达荣“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和归宿。笔者去年写过《朱熹的天理人欲辨析》一文①，主要从历史背景分析理欲之辨的伦理意义。本文打算从更深层次和更广泛意义上，讨论天理人欲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一、“天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