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原则”的内在张力与制度诉求——马克思式的扬弃

对于罗尔斯而言，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建构良序社会的基本前提，“差别原则”是捍卫平等价值的重要支撑，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偶然性因素引发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式的学者从权利正义批判的维度，澄清了私有制条件下“差别原则”发挥收入分配再调整功能的界限，他们在解构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幻象的基础上，否认了从正义原则层面建构新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当然可以引入诸如“差别原则”或其他类似措施，但它们“落地生根”的有效性有着理想社会制度类型的要求，这意味着一种新社会形态的变革，或者说昭示着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正当诉求。     

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原则

为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应当对它进行有效规制。关于警察自由裁量权,传统规制主要采用形式主义的法律路径,其在内容上涵盖扩大立法范围、强化执法监督、推进司法审查三个维度的内容。然而,此种依托规则而展开的形式主义法律规制路径,因存在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无法实现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约束。在理论上,警察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兼有规则与伦理双重属性的权力,即以规则为依据,以伦理为内核,这决定了对其规制不能偏重于形式主义法治路径,而应当以“德法合治”原则为基础确立法律与伦理相结合的规制原则。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德法合治”原则为警察自由裁量权规制原则的确立指明了方向。之于警察自由裁量权,规制原则确立的路径应以人民主体性与公共性塑造警察权力的伦理基础,并以警察伦理作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价值指引,最终借由内在的美德伦理与外在的制度伦理共同实现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规制。     

民法上安全原则的确立与展开:以风险社会治理转型为视角

《民法典》的体系确立和内容创新既反映了现有民法学理论和民商事实践的成果，还反映了立法者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回应，即民法应当回应法律主体对“安全”的制度需求。从离婚冷静期的增设到个人信息权益的确认，民法制度的变化实际上蕴含了民法发展史中常被忽略或被其他概念涵盖的重要原则，即安全原则。这并非学理层面的空谈之论，欧盟早在《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中就明确提及了“安全原则”概念。与平等原则、自愿原则等传统民法基本原则不同，安全原则是以安全法益为核心的框架性功能原则，基于“行为安全—心理安全—过程安全”的三层结构，在民法体系内部和外部均产生“规则事域化”的指向性影响，一是规则重心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二是传统法律主体、客体的类型有所扩张。     

论反避税法的基本原则

反避税法是对避税活动进行规制的各种法律规范之总称。避税活动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为规制避税,反避税法的基本原则应主要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正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四项原则。     

论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不当行政行为虽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却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权益和破坏法治秩序。合理性原则是对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针对不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应当将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体现在法治行政的具体实践之中,结合法理对行为进行评价,通过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制,制定裁量基准实现行政的自我规制,实现行政复议与诉讼中的合理性审查。     

比例原则在价格规制中的适用分析

价格规制作为一种行政行为,需要遵循行政法的原则。在价格规制中,市场经济的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价格规制特别强调对各种复杂利益的平衡。作为对财产权限制的手段,对经营自由权限制的方式,价格规制措施遵守必要性原则,需要衡量不同的法益。价格规制还需要遵循比例性原则。比例原则的适用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在立法和行政过程中保持自制,遵照宪法规定的权利保护原则,在充分衡量不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授权,采取规制措施。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国际规制及其应对策略

数字时代，为摄取跨境数据流动所引起的“数据主权”“数据石油”“数据安全”和“数据自由”的最大利益，发达国家大多采取进攻性策略巩固其在全球数据流动中的霸权，而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于有限理性和国家能力，被迫通过防御性的本地化措施予以应对。可以说，为维护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各国采取的规制策略基本勾勒出全球数据治理格局的图景，也为全球数字治理路径的完善提供一种新分析视角。因此，本文通过审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策略取向，分析不同规制策略适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结果，演绎出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基本原则，进而在分析中国规制策略不足的基础上，完善中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策略框架。     

制度伦理评价系统的原则与建构

制度伦理评价系统的建立要遵循历史性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评价标准的变化应不断调整;要遵循普遍性原则,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要遵循层次性原则,评价标准要根据社会制度的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而设定。在抽象层次上应坚持正义性标准。在具体层次宏观方面要实行社会发展最大化标准;在中观层次上要依体制制度而设。具体体现在经济领域要实行“利益最大化”、“减少最少受惠者原则”,在管理领域实行民主原则,在法律制度领域坚持非效益的伦理标准,在教育领域实行个别性与普遍性相结合原则。微观层次依群体、部门、行业而定。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分别属于社会发展最大化范畴、抽象伦理制度范畴,即终极价值归宿。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之“纲”,经济法的具体条文则是经济法之“目”“,纲”张才能“目”举。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本质与价值的交结点,对于经济法的运作具有现实的意义,它是克服经济法作为成文法局限性的有效工具。厘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遵循特征性标准、高度性标准、普适性标准以及价值性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适度干预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社会本位原则、实质公平原则。经济法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数据共享法律原则证成

国内与国际均在倡导数据共享，数据本身的性质和市场发展需要驱动数据共享，数据共享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数据共享分为狭义数据共享与广义数据共享，狭义数据共享是指为实现科学研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目的而进行的无需支付对价的数据定向流动，广义的数据共享包含了商业活动中的数据交易与狭义数据共享。数据共享原则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为实现对数据共享的合理保护与规制，有必要针对数据复杂性制定相应的法律框架，法律框架的制定应以一般访问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FRAND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为指导。     

论主权财富基金的运行、功能及其规制体系

随着主权财富基金影响力渐增,国际社会对其规制已逐渐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对其功能、法律规制原则与体系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主权财富基金虽然与一般投资基金存在资金来源和透明度方面的不同,但同样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对国际经济具有重要的稳定作用;国际社会应建立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前提、外部稳定原则为核心、经济安全原则和商业化原则为保障的主权财富基金法律规制体系,该规制体系包括国际法层面的多边与双边协议、国际行为准则和国内法层面的国内规范体系;我国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参与者和规制者,宜本着平等互利和对等原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加强国内规制,促进主权财富基金健康、有序、稳定发展。     

修辞的原则应随社会的发展而调整

修辞活动赖以进行的社会环境和具体语境改变了，修辞活动的原则也应随之调整。由于修辞活动始终都呈现着交际双方动态互动的局面，且存在着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所以为了充分体现说写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圆满地实现交际宗旨，我们应当将修辞的基本原则调整为“与题旨情境保持和谐统一”。由于语言应用领域已经出现了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的浮夸作风，由于修辞活动的根本属性和基本规律对于“立诚”有一种内在的要求，所以“修辞立其诚”应当成为修辞的重要原则。以上两条原则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     

萨特戏剧的创作原则

萨特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提出“介入原则”和“主观感受真实性的原则”。他从进步的政治观点出发，始终主张作家要介入时代、介入社会，坚持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本身就是目的的错误见解。萨特提出的主观感受真实性原则严格区别于现实主义客观真实性。尽管他强调主观性，但萨特在创作实践上并未与现实主义悖离，他的戏剧作品逐渐写出了具体的历史内容，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二战后法国人民的感受。     

“妆未梳成不许看”——从文学翻译中的“兼顾”原则说起

在本文中，作者以关于文学翻译的“兼顾”原则为切入点。一是回顾了该原则在内涵上的变迁过程，着重对比和探讨了从过去的鲁迅到林语堂，又从林语堂再到今天的许源冲乃至黄杲圻等翻译名家对于“兼顾”原则在认识和运用上的不断变化。二是作者指出，在鲁迅时代，文学翻译以原作为依归，以再现原作的结构美（风格）为“圭臬”；到了后来，则以再创造出可以和原作相媲美的译作为“最高境界”。三是作者还借以回顾了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文学翻译的实质是“意译”。     

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在劳动法上的确立——以实现劳动法法典化为目标

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和法典化的时代背景下，将诚实信用原则升格确立为劳动法基本原则不但必要而且正当。在立法方略上，应以编纂劳动法典为契机和路径，将作为“劳动合同订立原则”和“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升格为劳动法基本原则，并与其他劳动法基本原则(劳动自由、劳动协调、劳动保障)进行体系化考量，合理置入劳动法。劳动法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适用应在穷尽规则并恪守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原则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边界和限度，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美国反托拉斯法中本身违法原则早期适用之特征考

本身违法原则是产生于美国《谢尔曼法》早期的一种简单的规制原则,称为“明确界限测试法”,即考察一定行为是否发生,通过一个明确的界限标准来认定合法或非法。在《谢尔曼法》早期发展进程中,本身违法原则在形式上具有简单性、排他性、刚性,在实质上具有政治性、低效益性、模糊性等诸多特征。     

合理原则视角下的反垄断法价值

反垄断法的价值在市场规制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对于反垄断法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合理原则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原则,完整地体现了反垄断法的效率价值.我国新近制定的反垄断法,充分反映了市场效率的要求,但部分规定仍存在不足,导致法律实践层面对效率价值的背离.     

行政垄断与国民待遇原则的冲突及对策研究

WTO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国内外企业在国内市场地位平等,公平竞争。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破坏 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与国民待遇原则发生冲突。规制行政垄断必须遵循国民待遇原则,从规制行政垄断行为 及禁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两方面入手。     

平台数据治理下必要数据原则适用研究

由于缺乏针对性的分析和规制工具,平台封禁行为屡禁不止,平台经济领域数据治理面临困境。在数字时代下,必要设施原则演变成了必要数据原则,具备规制平台封禁行为的可行性。基于此,应明确必要数据原则的内涵与适用条件,综合分析平台封禁行为对相关市场可竞争性的影响。此外,应通过三层次抗辩作为必要数据原则适用中的修正路径以降低错误成本:以国家视角的效率原则作为原则适用的价值抗辩,以合理原则进行逻辑论证作为原则适用的分析抗辩,以正当理由进行具体抗辩。     

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与适用

随着现代诉讼观的确立,作为道德原则的诚信原则日益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关注,成为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应受诚信原则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