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文化距离、地理距离与异地创业农民主观幸福感——兼论制度环境感知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中异地创业农民的样本数据为基础,分析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对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制度环境感知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对异地农民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文化距离对异地农民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则呈正U型;制度环境感知对两者关系均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制度环境感知变量的引入导致两对关系的拐点发生右移;右移的拐点对两对关系的影响不同,意味着在提高了农民创业者对地理距离的容忍度的同时,却降低了其对文化距离的容忍度。该项研究是对当前幸福感研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摸底异地创业农民的生活状态,加深对农民异地创业幸福感的理解。     

校园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及其建设

1 “文化,文化,言之固易,要正确地加以定义及完备地加以叙述,则是不容易的事。”这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首章所发的感叹。“校园文化”固然巳在“文化”前面加上了限制性词语,但对它的定义,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一说“校园文化是纷杂的社群文化中的一种。它是以大学生为主要载体,与主导文化的联系较为宽松的,在思维特征、价值选择、行为趋向、生活方式等诸方面具有一定独特性的文化类型。”(沈辉《校园文化浅析》《青年研究》1986年第12期) 一说“校园文化是由大学生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中所创造的一种社会文化,是大学校园中一切意识形态的总和。”(高云霞《社会科学是建设校园文化的中介》)     

在“神秘大门”的启合之间——论杨梓《西夏史诗》的艺术性

诗人杨梓的力作《西夏史诗》，以追忆一段历史为基调，为读者呈现了一曲动人的赞歌。在遍览作品的基础上，我们以为，作者至少以“一部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地域的视野及其文化意象”、“叙述中的激情和礼赞”、“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等四个方面展现作品的艺术性。而对上述内容的阐释，则构成了《西夏史诗》的一种解读。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当下中国”:一个基于社会集体心理的叙事视角——谌容20世纪80年代的“当下性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人到中年》《减去十岁》《懒得离婚》三部小说，呈现出谌容对“文学如何反映社会问题”的不断探索和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当下性写作”。与同时代作家创作相比，谌容的小说是一种基于社会集体心理的“当下中国”叙事，其聚焦“当下中国”的社会集体心理、作为抓手和桥梁的人物“切片”、没有固定模式的表现手法等“独特”之处，是谌容以小说介入生活、吸引读者的秘密所在，也是谌容小说在文学史叙述中遭遇尴尬的主要原因。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流脉中，谌容开创了社会心理“微电影”这一写作路径，是当代文坛一种独特且对社会和文学发展都颇具意义的有益探索。     

《女人》《阿河》和《荷塘月色》里的“我”——兼论朱自清散文的“技术意识”

在朱自清的散文中，“我”体现为一种普遍性的营构形态，而《女人》、《阿河》和《荷塘月色》里“我”又很特异，它们是一种叙述人设置，目的是为了在作者和文章内容之间起某种程度的屏障作用。这种叙述人设置充分体现了朱自清散文中的“技术意识”。     

论《荒原》叙述视角上的陌生化技巧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核心概念“陌生化”旨在分析现当代文学中“复杂化形式的手法”。而T．S．艾略特的《荒原》可谓是运用这一技巧的杰出典范。通过分析《荒原》在叙述视角上“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归纳了其在叙述视角上采用的各种“陌生化”技巧，如异化视角、全知叙述视角和叙述视角转换等，为解读这部现代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提供一种新的诠释方式。     

20世纪80年代探索小说产生的西方文学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文化为指归的现象。探索小说家在不断更新变动的世界文学新潮中，也包括在后现代文学思潮中吸取养料和触发灵感，进行着“自反”叙述、时间拆解、迷宫叙事等方面的探索和实验。这些作家与西方文学范本所建立的“个人联系”已成为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逃离幽暗：虹影小说中重庆形象的文学性建构 ——以《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为例

在《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中，虹影主要是从叙述历史、空间叙事与女性叙事的角度展开对重庆 形象的文学性建构。首先，虹影在历史维度上主要书写了重庆南岸饥饿的大饥荒年代与苦难的文革年代；其次，虹影将写作视 阈限定在重庆南岸，并率先奠定一种“幽暗”的叙述氛围；最后，虹影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塑造出了一批在绝望中挣扎、逃离 幽暗的女性形象。虹影基于其“主观经验感受的生活”，构造出一种独特的贫民窟城市形象和独特的贫穷市民形象，这使得虹 影在重庆文学史上刻画出一种独特而个性化的重庆形象——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城市贫民如何直面“幽暗”，追逐“光亮”。     

当代中国农民工幸福感的二维度量

近年来,国家对国民幸福感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要和谐,首先必须实现人的和谐。农民工作为连接城 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纽带,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本文以农民工幸福感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二维视角探讨影响农民工 幸福感的原因。其中,主观原因主要是自我认同度低、缺乏归属感、存在攀比心理等,客观原因主要是待遇低、欠薪严 重、维权艰难、子女入学难、赡养父母等。要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需要内部发力、外部助力共同作用,通过改变农民 工心态、加大教育培训、提高法律意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予以解决。     

中日“巴学园”幸福教育的比较与思考

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天性,异化了学生的幸福感。追求幸福是每个学生不可剥夺的权利。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获得幸福感,而且要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初步的基础。日本和中国的“巴学园”为实施幸福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样板。然而,幸福教育又与快乐教育迥然相异,幸福不应仅停留在追求快乐的肤浅层次。幸福教育植根于温馨和谐的校园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而不是工厂式的校园与无生命的书本世界。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基是幸福教育的理论使命与实践旨归。     

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文化解释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原因与动力,学术界引用最多的是"推-拉"理论,但这一理论仅仅解释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经济动力。利用路径分析方法比较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发现生活质量是主观幸福感最重要与直接的预测变量。除掉教育、职业、收入等直接经济因素,城乡居民在休闲娱乐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生活质量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着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推-拉"因素,推的力量来自于农村匮乏的文化娱乐生活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拉的力量来自于城市更为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较高的生活质量。     

成都的幸福感刍议

本文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论证了成都为何最具幸福感.文章指出,所谓天时,是指良好的气候与价廉物美的出产;所谓地利,是指神奇而多彩的自然风光;所谓人和,是指最佳的包客性与和谐的人情味.其中,最佳的包容性与和谐的人情味是成都之所以成为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重点.     

“凝视”与“反凝视”——对《扶桑》的东方主义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凸显着帝国站在东方主义立场上对华人的"凝视",通过带有巨大权力意味的凝视,被凝视者被塑造成了他者。该文结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探讨严歌苓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女性化,甚至是妖魔化书写进行的逆写。小说中的妓女扶桑在凝视下保持着一贯的笑脸,这笑脸构成的"反凝视"影射出美国白人对华裔移民粗暴的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以及被扶桑神秘的东方色彩迷恋一生的白人克里斯对种族问题的良心叩问。围绕着妓女扶桑的爱与婚姻,严歌苓的小说打破了西方意欲凸显自身强大而东方弱小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话语,赋予了处于失语状态的华人以言说的机会,并且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     

以人文关怀促进高校师德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从高校工会的视角,探讨社会转型期人文关怀的现实意义及人文关怀对高校师德建设的作用,以人文关怀为主线,以主题建家活动为载体,着力建好主人之家、发展之家、健康之家和爱心之家,使教师们在这“四个家”中增强“八感”：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成就感、愉悦感、幸福感、安全感、温暖感,从而促进以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核心内容的师德建设。     

论《巴比特》中的快感与罪感

《巴比特》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亦是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小说中,以巴比特为代表的人物过着“表面风光,内心彷徨”的生活,他们寻求各种方式为自己空虚乏味的生活制造快感,然而在片刻愉悦之后,却又产生深深的且无法摆脱的负罪感。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商业文化背景下大众快感与罪感的来源,并揭示了商业社会中人们在享受快感、经历罪感之后,最终陷入一种无助感的生存状态。     

高校民间美术教学的探索与创意实践

民间美术是滋养华夏民族文化艺术的母体艺术,应是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开设民间美术课程,有助于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也是适应时代潮流的需求。针对美术专业和非美术专业学生,民间美术教学都应注重学生的创意训练,由传统的"教"学转化为"悟"学、"乐"学,让学生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感受创造的幸福和快乐。     

常州大学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身心状况极易波动的关键时期,大学生幸福感是直接反映其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通过对常州大学学生幸福感的问卷调查发现,非学生干部感受的幸福感要弱一些,焦虑程度上也弱于学生干部;对所学专业喜欢程度越高的学生感受到的幸福感也更为强烈。因此,要通过创建良好校园文化;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加强专业思想教育;给予学生锻炼的平台来增强大学生的幸福感。     

推进现代居民社区幸福观教育的构想

中国现已展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人民的幸福梦,实现人民幸福生活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离不开科学幸福观的教育,而今,幸福观教育的普及面还仅仅停留在学校层面,远远没有深入到基层。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推进现代居民社区幸福观教育的构想,并着重针对居民社区幸福观教育的现状提出了推进现代居民社区幸福观教育的思路。